修撰民国史 曲折四十年

    民国史的新说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韩信夫，今年终于如愿以偿，对30年前的“民国大事记”的写作，作一次完整的修订。

    在最新修订出版的“民国大事记”中，韩信夫在“遵义会议”的条目中，加上了“推举张闻天为总书记”的话。他说，党史的表述中，历来没有这一条。韩信夫和同事们还对一些说法进行了调整，例如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改成“四一二事件”，把重庆谈判双方定位为“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

    近史所副所长、研究员汪朝光撰写的抗战部分也有变化。“蒋介石对待抗战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通过说服劝解来打通各方面的关系，发动抗战，抵抗日本的侵略。我们这一卷就写到了这样的看法，倒退十年五年，就不会有这样的认识。”

    汪朝光说，1980年以前写绥远抗战，一定会写这是傅作义排除了国民党中央不抵抗政策的压力后做出的举动，“现在我们的认识是，这场战役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支持。”

    去掉“小人之心”的揣度，为“反面人物”摘帽子，也是这次民国史修订的工作。近史所研究员严如平删掉了“投机家、冒险家”的表述。“以前资本家为家乡做建设，往往我们会说他为了笼络人心，当年对杜月笙的一些评价就是这样，这次也都尽量改过来。”

    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民国史写作计划始于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提出要修民国史。这个任务最终由中国社科院近史所副所长李新负责。

    研究最初的成果是“民国人物传”第一辑，当时为稳妥起见，只在内部发行。耿云志写的是地质学家丁文江，丁当过上海总办，又有能力，很受汪精卫赏识。耿拿到地质所去征求意见，一个老前辈说，“怎么可以给丁文江写传记呢，他是反动派啊！”

    韩信夫还记得，“1938年大事记”初稿来了，他一看就觉得不行，完全是革命史的腔调。“国民党的报纸不查，都是查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台儿庄大战影响那么大，却没有写。”

    受制于时代和政治氛围的局限，研究者们最初的写作中，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只要革命就是对的，研究历史就要歌颂革命、总结革命经验。李新努力矫正传统的思维。他希望在民国史研究中建立一种平实公允、有别于当时主流的史学研究态度。写“蒋介石传”的严如平，对李新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对蒋介石的评价，不要老是毛泽东、周恩来怎么说，如果能写胡汉民、冯玉祥怎么说，可能更有力量。”

    1981年民国史第一卷出版。1983年春节，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对李新说，“民国史我看了，写得不错，有些人还说你们要搞两个中国呢。”

    转折点：抗战胜利40周年

    民国史从1981年出第一卷之后，进展缓慢。台湾学界一直在关注。

    在台湾学者蒋永敬看来，北洋政府之前的历史，写得很客观，但“越往后写，越多涉及国共两党问题，感觉就不那么客观了”。

    到90年代，写作步调开始变慢。汪朝光说，后期停滞，跟90年代的学术环境有关。“集体项目对大家没有吸引力，很多学者都愿意搞自己的研究。”更多的参与者认为，民国史写作计划的拉长，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档案的开放、官方历史观发生变化，关系更大。

    自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后，官方对国民党评价出现明显松动。据历史学者杨天石回忆，当时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要搞展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说，展览不能光提新四军、八路军，要把国民党加进去，还提出在卢沟桥建抗战纪念馆。此后，抗战史的研究就发展较好。

    近史所副研究员黄道炫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高层对一些问题的敏感度也在下降，同时民国史研究确认的一些事实，对于党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和推动。

    对于大陆的民国史研究来说，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已有的研究成果，让更多的民众知晓。

    （《南方周末》10.20 赵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