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最后一个生产队”的背影

    1998年12月3日,记者发表通讯《迟到20年的历史跨越》,报道了当年才搞“大包干”、比安徽小岗村晚了20年、成为黑龙江“最后一个生产队”的双城黎明村四队。10余年过去,这个原“四队”咋样了?

    迟走20年，追上“第一”

    要采访原四队、现四组组长吕福来的事,10月15日晚上就说联系好了。第二天早饭桌上,永治村(黎明村2000年并入永治村)党总支书记朱万福,又给吕福来打手机确认其住处。车子终于开进市政府小区22单元101。

    吕福来的家两室一厅,88平方米,向阳,甚是宽敞明亮。“2001年买的,当时720元一平方米。现在两千七八(百元)啦”。老吕慢条斯理地说道。

    记者一边听他谈情况,一边自己想心事:村书记都不知道村组长家,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忍不住问吕组长:

    “你知道自己小组村民的家吗?”

    “那咋能知道？过去四队集中住老城西北隅,又集体干活,好知道。这几年,有钱了,进新城区买楼,这个小区、那个小区,又各做各的买卖,谁知道谁啊。”

    因了这个“不知道”,记者来前点名要采访13年前采访过的张广来等几名“社员”,“找他们可让村里费老劲了”。村委会座谈会上,书记指着这些当年“社员”说。

    64岁的于连生,生意传承给儿子,“自己主要享清福。旅游已是平常事,北京、海南、九寨沟……中央领导休假的地方咱也去去。车子电脑也不稀罕了,我们几个家家有。”

    书记说,去年永治村人均纯收入16000多元(这个数字约是小岗村的两倍——记者注)。四组在村里还略高点儿。

    座谈会结束天已经黑了,一出门,外面停满了小车——有的家里人来接了。

    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四队”何以“市”得那么快?

    “因为四队一解体，就赶上了城镇化快车道。”解体前最后一任队长王志坚说。

    “子承父业”接了“班”的于连生儿子于成贵,已看不上他爹外出倒腾蔬菜那一套,坐地搞水果批发,更来钱。记者赶到时,他正搬果箱:甘肃天水的“蛇果”、新疆阿克苏的“冰糖芯”,还有哪儿哪儿的“花牛”“金帅”什么什么……

    “一年能批多少?”

    “一二百万斤吧。”

    “能赚多少钱?”

    “几十万吧。”

    记者不信四队人都“混得”这么好。

    找找看，终于找到两家连着的一处砖瓦房。

    敲门,来一红衣浓妆女子。问知叫马凤霞,爱人郝吉孝在和平小区物业上班。

    家里靠窗炕上,躺一老人,说那是婆婆,脑血栓,已卧床3年。丈夫一个月只有1000多块钱。正说间,又来一妇女,妯娌。两人一块向我们几个吵吵:家这么困难,也不给低保。

    事情“突发”,考验着同去的朱书记、吕组长的应对能力。

    组长说,“她家户口本上:老人五个儿子。规定每个儿子给老人提供150元,这样就是750元。加上责任田收入、直补,超过低保线900元的标准了。”

    “哦,问题在你们这头”,书记说妯娌俩:“赶紧到派出所,解决户口本问题去。”

    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代价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单干”13年,怀念“集体”吗

    张广来家当年分得1100多平方米责任田,建了两个温室棚,种有豆角、油菜。“现在只剩这两个品种,常年还要种辣椒、柿子、黄瓜等等。”他说。

    “为啥种那么多品种啊?”

    “说不定啥贵啥贱哪。”

    “怀念‘集体’不?”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已经单干了10余年的四队人。

    “集体不用操心”,“现在遇到好多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难事”……

    “这种分散经营根本挣不了大钱。”朱万福说,“我们早已看到这一步，所以把其他村民不愿种的地,集体连片‘买’下来(直补仍归原农户)。这些地,我们建好公用设施,然后反租给种菜大腕(将来四队人也可来竞租)搭棚盖温室规模种植,还成功申报‘黑龙江省无公害产品基地’,注册了‘永治牌’蔬菜商标,直销哈尔滨等地。这样,每年的租金,加上村办机械厂的收入等,集体收入就很可观了。”

    (《新华每日电讯》10.21解国记 高淑华 徐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