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水平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笔者不大赞成那种认为我国目前阶段社会信任水平绝对下降的看法。从表象看，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信任要好于现在，但实际情形要复杂一些。

    一方面，新中国刚刚建立，客观上有利于社会信任的建立。举例来说，人们不信任蒋介石政府败走台湾时发行的纸币，但对取而代之的人民币却会完全信任。所以，1949年之后，新生政权迅速稳定了市场秩序和金融秩序，就有了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那时的社会秩序迅速转好也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一是革命政权建立不久，人们对权威力量表现出极大服从。频频发动的政治“运动”也形成很大的社会紧张与压力。二是那时的社会流动程度比较低，所谓“熟人社会”之下的道德压力对人们遵守公共规则有所裨益。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改革开放前已经确立了成熟稳定的社会信任。

    事实上，改革开放的大量举措对建立社会信任是有益的。引进或扩大的商业原则有助于培养国人的契约精神；私人产权得到重新承认，为社会信任确立了财产权基础；人民群众的言论空间得到大幅度扩张，既增强了舆论监督的力量，又使公共领域的社会参与有所深化；社会治理的法制因素整体上有所增强，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对社会信任的建立提供了帮助。

    既然改革开放有利于确立社会信任，为什么我们却感受不到这种好处？依笔者看，我们普遍感到的社会信任缺失，不是因为搞了改革，而是因为改革得还不够。上面提到的那些改革成就，相对于改革前是成就，但对确立稳固的社会信任，还远远不够。

    为确立社会信任，需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信任远不是靠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鉴于社会信任背后的复杂因素，必须把建立社会信任当做社会政治改革的战略性任务加以推动。

    笔者以为以下几方面的改革有助于确立和巩固社会信任：一是尊重私人财产权是社会信任的基础；二是收入与财富合理分配是社会信任的必要条件；三是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支柱；四是健全法治是社会信任的基本保障；五是扩大公共领域社会分工有助于完善社会信任。

    （《中国青年报》10．17 党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