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勇气的决议是怎样形成的

    30年前一份决定了改革命运的关键文件，正被人们重新阅读和讨论。

    这份文件全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经过两年的讨论、起草，于1981年6月底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彼时，中国这艘大船从“文革”迷雾中驶出已5年，但党内外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上仍未形成共识。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毛泽东？

    有人思想僵化，也有人越过了界。1977年，“两个凡是”诞生；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1979年，“四项基本原则”提出。在各种观点的碰撞中，这场拨乱反正的转身异常艰难。

    其实早在1975年，毛泽东就曾提出让邓小平做个“文革”决议，不过他想要的是肯定性的决议。邓小平婉言谢绝：“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早在复出前两个月，邓就已经明确表态：“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设计和主持一份公正的决议成为可能。

    1979年10月底，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讲‘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1980年8月，决议起草期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奇提及的那根多出来的手指，显然指向毛泽东。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实际上，给法拉奇的答案也正是邓小平希望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这些信息的核心是：中国没有走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苏联式道路。

    在“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分析毛的错误，亦是邓小平为决议定下的基调。他解释：“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

    在起草过程中，陈云贡献了另一个主意：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就会概括得更全面……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就更能说服人了。”他的建议很快就被采纳。

    在最终的决议文本中，这段历史被详细解剖，“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曾参与决议草稿大讨论的陶白同志说：“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

    （《南方周末》10.13 方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