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近日中山大学图书馆收到日本国会图书馆归还的一批原岭南大学藏书,共计40本,均为1939年至1941年间岭大的学士学位论文。
这些论文均用毛笔或钢笔正楷誊写,每本篇幅约为四五万字,引用的注释平均在20个左右,平均参考书目在10本左右。可见,追求学问的态度是严谨而虔敬的。
考察起来,这些论文中蕴涵着那个时代青年的理想与见识。社会学系学生分析国内社会思潮,称:“中国没有一个党派可以单独抗日。……虽然其中有极少数的分子与汉奸的言论与行动,但这无损整个的抗战的目的与意志。”历史政治学系学生研究新兴的中国共产党,称:“战争既发,实为中华民国生死关头,则国内各党派,应捐弃党之私利成见,而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之前提。……抗日持续时间越长,对中国共产党越有利。”农学院学生对新近由西方传入的“冰琪琳”给予深入关注,并得出结论:“冰琪琳为物虽微,然苟能详细研究努力改良,亦一谋生致富之实业也。”
这大概能显出当年“新青年”们的精神风貌,对学问有“经邦济世”的确定诉求,坦诚而不造作,丰富而不虚妄。
某种程度上,青年的思想,便是国家的未来。70年前中国青年的问题意识,尤其是那种直面民族国家命运的勇气,应当被郑重地纳入我们的精神资源,融入青年人的精神气质。
(《中国青年报》9.28 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