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家让路

    对于何肇胜而言，离开祖辈生活的故乡好像并不是多么悲伤的事情。两个多月前，当他又一次迁离河南省淅川县丹江畔的老家时，这位75岁的老人没有流泪，甚至没有流露出一点不舍。

    “这都是为了国家。”他笑着，仿佛在描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为了服从这个“大利益”，他的大半辈子都在迁徙。

    支援边疆变成了移民

    半个世纪前，何肇胜还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住在丹江边祖辈传下的小木房里。

    1959年3月，何肇胜所在的下寺公社召开了一次全社大会。会上宣布，县里将选拔一批年轻人去青海省，支援西部边疆建设。

    何肇胜和大部分村民都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大跃进中，饥荒已经初露端倪。相比之下，通知中描述的青海生活更加令人向往：去的人每个月都能吃“国家供的粮食”，还能拿工资。

    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前往青海的真正原因不是“支援边疆”，而是为正在修建的丹江口水利工程做准备。按照规划，工程完成后，水库的水位会上升到170米，周围几个县的村庄都将沉入水底。面对紧迫的移民任务，何肇胜所在的河南省南阳地区领导最终想到办法，组织原本没有“支边”任务的村民们前往青海，支援边疆。

    “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何肇胜说。

    那年4月，他和老婆郭富琴获得批准，和500名年轻人一起，带着对“吃公粮”的憧憬，踏上了离家的路。

    这是一场漫长的迁徙。他们先徒步走了一天一夜来到汽车站，然后坐汽车到了最靠近铁路的许昌市。在那里，年轻人们领到了对抗高原严寒的被子、棉袄，然后登上开往西部的列车。

    5天5夜之后，火车到达兰州。他们又换上了大卡车，坐了两天，才到达最终目的地：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

    然而，念过5年小学的何肇胜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路边横幅的标语内容，写的不是“欢迎支边青年”，而是“欢迎河南移民”。

    “我们不是来支援边疆吗？咋变成移民了呢？”何肇胜急了。

    很久之后，他才得到回复：“河南人多，青海人少，我们要搬到这边来帮他们搞建设。”

    1959年，共有来自丹江口库区的8千余名青年被确定为支边移民。前后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和1万多名家属一起，从中原腹地的故乡，迁移到了2千公里外的青藏高原上。   

    所有移民全部回家

    按照当时的规划，共有38.3万人需要移民。就在何肇胜和老婆移民青海的第二年，他的父母也搬迁到青海循化的这座农场里。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何肇胜一度觉得，生活要重新展开了。因为“懂文化”，他被任命为连队文书，享受连级干部待遇，每月工资35元。

    当然，他也常常会怀念起老家。每当这时，他就不断安慰自己：“其实这儿和家里没什么不一样，青稞就相当于小麦，胡麻像芝麻一样可以榨油，洋芋和家里的红薯也差不多嘛！”

    可移民的问题却不断显露出来。当地农场土地贫瘠，气候干燥，移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根据记录，短短一年之内，约有5000名移民非正常死亡。许多人趁着晚上偷偷逃跑，最后却死在了回乡的路上。

    1961年，何肇胜在农场接到了新指示：青海不适合办农场，所有移民全部迁往新疆。 没过多久，省里却突然来了第二道截然相反的命令：不去新疆了，所有移民全部回家。

    当时已经是连级干部的何肇胜看得出来，“这肯定是中央的命令”，但没有人给他更多解释。

    原来，1958年到1961年，为了追求工程进度和工作量，干劲十足的工人们将各种原料填入大坝，其中包括石渣、软土，甚至连装沙土的竹筐都填了进去。1961年底，水利部的质量检查组发现，大坝上有17条性质严重的“基础贯穿裂缝”，而全部的裂缝加起来，一共有2463条。

    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会后第二天，作为“错误”之一的丹江口水利工程被要求暂停。青海移民随即接到命令，开始返回家乡。

    等回到自己阔别3年的老家时，何肇胜发现，家里的房子还在，可里面祖辈传下来的家具，有些已经被人搬走，另一些则被丢到了大炼钢铁的熔炉里。    

    再一次搬迁

    尽管重新住上了自家的房子，种上了自家的地，可每个人的心里并没有踏实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再过两年大坝修好了，水还要淹上来，我们还要移民。”何肇胜回忆说。

    1964年，停工两年的丹江口水利工程开始复工，何肇胜一家也再次成为库区移民。

    1966年3月，何肇胜一家第二次踏上了移民的路途，被安排搬迁到了湖北荆门。

    这一回，移民们很快发现，国家补贴的粮款越来越少，后来干脆直接取消。而当地分配给移民的土地，或者是长势不好的瘦田，或者干脆不蓄水，没法栽水稻。更严重的是，在这里，移民成了不受欢迎的“侵入者”。

    在他们移民3个月后，“文革”爆发，政府工作几近瘫痪。1967年，为了争夺水源，河南移民甚至和当地的村民发生了暴力冲突。“对方喝醉了酒，拿枪指着他（移民）的头。然后……就开枪了。”

    那段时日，何肇胜的生活也陷入困顿。家里孩子多，加上年迈的父母，却只有夫妻俩两个劳动力，每天白天黑夜地干活也完不成工分，哪个生产队都不爱要他。几年下来，何肇胜发现自己不但没有积蓄，反而欠了生产队好些钱。

    “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当时只想回家。”何肇胜说。    

    这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在1973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之后，何肇胜的老房子已经被淹在水底。

    回到自己面目全非的家乡，住过的房子、锄过的田地、石桥、街道，所有记忆里的东西都不见了，眼前只有一片漫无边际的水面，覆盖着自己对故乡全部的印象。

    何肇胜找到当年没搬走的的亲戚，借来工具，又找来些木板，夹着泥土做成简易的屋墙，10口人这才重新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土地是最严重的问题。原来的田地早已被埋在水底，对于这些偷偷跑回来的移民，县委书记在他们的反复要求下最终拍板：可以留下来，但每个人只能在山坡的荒地上开1亩地。

    何肇胜的孩子们并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这里，他们只知道“在荆门吃大饼，回来只能吃红薯干”。

    面对孩子们的抱怨，他总会耐心的告诉他们，这里是“何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一开始，何肇胜在山上摘野果、抓蝎子蜈蚣，送到城里卖了，凑出孩子们的学费钱。慢慢的，他在丹江水库支了一张小小的网，办起了水产养殖。到了上世纪80年代，何家添置了捕鱼船，加上养鸡、养猪，生活不那么拮据了。1990年，何肇胜花了1万多元，盖了一排七间的红砖房，因为“盖了房子，才有人来给儿子说亲事”。

    3个儿子、3个姑娘先后结了婚。何肇胜的父母、妻子相继去世，他和儿子、儿媳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做点农活，带带孙子。生活平静流淌，如同家门口平静的丹江水面。 

    为了国家我会继续搬

    何肇胜清楚，自己的生活并不会这样一直平静下去。当时的水库只有蓄洪发电的功能，要想实现南水北调，水库的大坝还要继续加高，水位也还要继续提升。过去的十几年，村里关于水库移民的传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果然，90年代中期，正式消息下来了，第三次搬迁的目的地，是河南省北部新乡地区的辉县市。

    这一回，搬迁不再像前两次那样“突然袭击”了。全家人足足在等待中生活了十几年，何肇胜没再翻修房屋，也没添置家具，每一天都凑合着得过且过。

    今年6月，何肇胜最终等到了这一天。当收拾行李准备搬家的时候，他不断劝说家里的人，卖掉院子里的树、水库里的鱼，“响应国家号召，轻装搬家”。

    在辉县常村镇的“常春社区”，何肇胜的生活重归平静。移民土地还没有拿到，儿子儿媳在十几公里外的工厂里找了份工作，孙子孙女们也在新的学校里上学了。大部分时间，老人只是一个人坐在家里看电视，或者和邻居们聊聊天，讲讲过去的故事。

    这一回移民，何肇胜一家也被分隔得越来越远了，只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起搬了过来。

    就在他们新家不远处，一条刚刚挖好的河道从公路下方穿过。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那条改变了何肇胜一家人命运的丹江水，即将从水库中淌出，沿着河道一路北上，最终流到天津、北京。

    “我们不指望北京人吃水的时候感谢我们。”何肇胜说，“只要对国家利益大，再让我搬家，我也会继续搬的。”

    （《中国青年报》9.21 付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