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来越多场所安装使用的摄像头，成为公共安全的得力助手、纠纷中的目击证人，但也可能成为个人隐私的侵略者——
幸亏有了摄像头
北京朝阳区居民李晓琪的女儿刚上幼儿园，每天上班，晓琪都能通过幼儿园的网站看到女儿在幼儿园的实时情况。“其实就是个摄像头，再联上网，这样就能知道孩子在幼儿园会不会受委屈。有了这个，我安心多了。”
“路上有剐蹭事故，我们通过监控头看到已经出现拥堵，请您绕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小区有严密的红外周界系统，保障每位业主的安全。”在销楼盘，由摄像头群组构成的周界系统已经成为房屋的卖点。
如今，无论是道路、商场、银行、学校还是街头，摄像头已经随处可见，其应用的范围、发挥的作用，也在日益扩大。
在北京朝阳区安慧里小区，由于每个单元楼道和电梯都安装了摄像头监控，小区内基本没有发生过失窃。管理员说，以前人来人往都靠人眼观察，现在在屏幕里一目了然。
资料显示，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安装摄像头后一年时间里，就通过电子监控系统破获各类案件33宗，抓获嫌疑人45人。
在天津保税区，不少企业都在使用摄像头，有的企业甚至每个岗位都有，这不仅是企业安全的需要，有时候对企业技术信息也有保护的作用。
随着社会纠纷的增多，摄像头俨然成了不可或缺的“目击证人”。
今年8月，江苏南通又发生一起“彭宇案”，一位大巴司机在立交桥上发现了一个骑三轮车的老太太倒在路上，司机前去搀扶，却被诬为肇事者。幸而大巴上安装有摄像头，录像还了司机清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新生教授认为，借助于电子监控手段强化社会管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一，可以大幅度地减少行政执法的人力成本；第二，可以固定证据，从而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第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执法人员滥用权力，损害公众利益。
无孔不入引担忧
无所不在的监控提高了公共安全度，但也增加了人们心理上的不适感
例如，2008年上海地铁录像泄露事件。地铁站台上，一对依依惜别的青年男女，缠绵亲热。这一热恋场景，被拍成2分48秒的视频，镜头还进行了中景、远景的切换，甚至还有两人表情的“特写”。据上传者称，视频来源于地铁站监控录像的画面，拍摄者则是地铁公司的员工。这段视频在当时成了各大视频网站的热点，点击量不断攀升，随之更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被拍事主要状告地铁公司侵犯隐私。
“在摄像头下，我们还有隐私吗”？在一次次监控信息被泄露之后，人们这样发问。很多人感到，有了摄像头，安全的确更有保障，但“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中”也给人造成一些压力，会感到不自在、随时“被盯着”。
在现实生活中，安装摄像监控电子设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公民个人出于保护个人财产和人身权利考虑，在私人领地安装摄像监控电子设备；另一种则是国家公权力机关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考虑，经过批准安装摄像监控电子设备。目前，对于能否安装摄像监控电子设备，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一些单位、个人私自安装监控设备，导致了一些矛盾的产生。曾经有一家公司老板给员工工作平台装上摄像头，以制止员工上班时间打游戏、看球赛。这一做法被知晓后立刻引起员工的不满，认为是“高压管理”、“不被信任”，甚至有人提出辞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俊秀认为，监控本身包含两重含义，监的过程是信息采集，控是指采集的信息怎么用。像上海地铁就出现了监控使用不当问题。
折射社会信任度下降
目前，对于一些公共事件，人们想求得真相的第一反应就是想看到当时的摄像监控视频。
一定要借助摄像头这样的技术手段才能获得真相吗？有了技术手段，就一定能获得真相吗？无论有怎样的疑问，在我们的生活里，摄像头还在不断地增加——城市网格化管理，要装很多摄像头；想知道孩子有没有被保姆虐待，在家里装个摄像头；要了解职工在岗位上的情况，在办公室安个摄像头；甚至妻子防止丈夫出轨，都用上了摄像头。摄像头依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谁愿意生活在监视之下？但是为了安全，我觉得值得。”北京某小区一位业主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
“互相缺乏信赖，缺乏公共安全感，这是很多人的普遍心态。因此，防范成了第一需要，隐私已经让位。”王俊秀认为，“监控”的预设就是不信任。
乔新生认为，电子摄像镜头的过量增加，说明社会管理机关出现了社会管理技术主义的倾向，一些监管机构不是把主要的资源用于街头社会管理，而是习惯于通过摄像镜头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样做很容易出现权利和义务失衡的现象。
“使用电子监控设备，必须有法可依。只有不断强化公民的知情权，满足公众的监督权，我国的社会管理才能开创新的局面。”
（《人民日报》9.22 孙秀艳）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