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党人高水平的舆论宣传

    在辛亥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与暴力手段（包括起义和暗杀）所紧密配合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进行革命舆论宣传活动。

    一、鼓动者多为高水平的革命家，孙中山、秋瑾等人的演说可谓宏论滔滔，荡人心魄

    舆论宣传的主要方式不外口头和文字两种。口头宣传对于辛亥革命党人来说，是最为日常化的一种宣传方式，他们从不乏这方面的高手。像孙中山自年轻时就有很好的口才，说话颇具鼓动性和吸引力。

    聚众演说，更是辛亥革命党人所特别重视利用并得以大显身手的方式。其党人中还有诸多堪称革命演说家的人物。像女杰秋瑾，“每大会集”，“必抠衣登坛，多所陈说，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魂，与闻之者，鲜不感动愧赧而继之以泣也”。以撰写《革命军》而声名大震的邹容，也具有这样的演讲感染力，有谓“凡遇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

    文字宣传较之口头宣传更有其无可替代的优势。尤其报刊这种新兴的大众传媒形式，更为辛亥革命党人所重视。早在1899年，陈少白就奉孙中山之命在香港筹办起《中国日报》，该报“宣传排满，做革命党喉舌”，即使其副刊上的文字，“不管什么题目，内容都含有民族性的排满思想在内，为一般读者所爱读”。

    书籍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注意利用的文字宣传形式。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运思和累积性写作的专深著述相对较少，多的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宣传品。

    二、宣传方式不拘一格，除正规宣传外，还利用报纸屡施奇招

    相对于“正面”舆论宣传而言的另类“奇招异术”，也是辛亥革命党人所不惮使用的。像其党人景梅久等人就利用报纸屡施奇招。针对清方干涉报务的行径，故意正话反说。正如景氏《鄂乱怀疑篇》一文，明明是对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知之已确，深信不疑，文中偏写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张扬革命之声势，但笔下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说清方还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据长江上流，为南北重镇，水陆形势之区，兵备集屯之域也”这样的言辞出之，如此等等。

    有时其招术实施得更为奇绝，如武昌起义爆发之初，《国风日报》竟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广告及社会新闻外，正面一版，全空白，只在上面排了一行二号字道：‘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结果，“这纸白报一出，人心更是汹汹不定，都乱猜起来嚷嚷着说：‘大概革命军完全胜利了，清兵大失败了！各省都响应起来了罢！不然那（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的确，一张“白版”，给了读者更大的猜测和想象空间，会衍生出诸多传闻，加重对清方不利的舆论氛围和社会扰乱情势，这自然正是革命党人所希望的。

    三、国学根底深厚的革命党人使用文言文时追求“高古典雅”；而面向下层民众，则运用白话文宣传，务求浅显直白

    辛亥革命党人多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其领袖和骨干人物更是如此，有的甚至是国学根底很深、习惯用文言写作者（如章太炎），甚至有意追求“高古典雅”。像丁未（1907年）《神州日报》的发刊辞：“自古哲士哀时，达人砺俗，曷尝不以微言闳议，激荡民心，转移国步者哉！是以文致大平，垂经世先王之志；眷怀小雅，傓主文谲谏之辞……”。这样的文字，不要说在今日，即使当时，恐怕也不是粗通文墨者所能一目了然、晓解无碍的。

    当然，辛亥革命党人在面向更为广大的社会公众特别是下层民众运用白话文的宣传上，他们更显其创造性。

    在清末的白话文报刊中，由辛亥革命党人所办者占相当比例。像《中国白话报》的创办者林獬，便自号“白话道人”，他在以此署名撰发的该报《发刊词》中，就这样说：“文言文报刊全是给读书人看的，任你说得怎样痛哭流涕，总是‘对牛弹琴’，一点益处没有的”，自己“为着这事，足足和朋友们商量了十几天，大家都知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罢”。

    （《北京日报》6.13 董丛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