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去势，“学者”横行

    作家和学者，文学和学术，二者对中国现代文化的贡献究竟孰高孰低？这涉及现代知识分子对文学/学术的性质、功能和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

    “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秘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所谓秘机，即人生诚理是已。此为诚理，微妙幽玄，不能假口于学子”（鲁迅）。“诚理”只能靠文学家用“直语其事实法则”的方式揭示，此为“科学”、“学子”所不能办。鲁迅将文学和学术放在彼此需要、互相补充的地位，但详考他的一生，总体上还是将文学看得高于学术，正如《<呐喊>自序》所说，“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曹丕公开推崇文学，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谓空谷足音，所以鲁迅说那时候有一种文学的自觉。是鲁迅，在现代中国特殊语境中彻底扭转了传统观念，明确将文学放在高于学术的地位。文学（诗）因为是从“心”发出，从日常切近的人生取材，作家不再隔岸观火，而是将自己也烧进去了，比学问来得更深切。又因为诉诸情感和形象，有学问所不能有的感染力，可以更有效地改变群体的思想。

    至于当下中国文坛，基本上是“作家去势，学者横行”。但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岂能完全寄于学术，而忘记文学的“涵养神思”之功？

    “作家去势，学者横行”，表面上是文学的不幸，但也可能恰恰是文学的大好时机。好的学术尚且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王国维所谓“可信者不可爱”），像今天这样成天制造垃圾的伪学术更容易令人生厌。久而久之，生活还是会更强有力地呼唤文学。王国维放弃“可爱者”（文学）追求“可信者”（学说），最后难以安心；鲁迅放弃“可信者”（学术）追求“可爱者”（文学），至死不悔。

    （《文汇报》9.20 郜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