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正呈现出双危机发作的特征。一方面,事实证明,输血式的救助并不能让希腊债务危机有所缓解,相反倒可能把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元的主要基石也拖下水去。另一方面,在主权信用违约的风险之外,欧洲银行业也陷入泥潭,46家大银行的市值差都大幅缩水。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对待欧洲的双危机?
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可为殷鉴。从2001年加入WTO到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主要是以学习、适应规则的姿态出现于国际舞台,这个姿态也确实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当代史上第一次被视作世界经济的救世主。这种情况鼓舞了许多人的情绪。在以更主动的姿态修改国际金融规则、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管理的同时,“抄底华尔街”等声音也迅速放大。然而,事实证明,尽管在国际金融话语权方面,中国确实获得了更多的权重,但并未有效改变国际金融规则。不仅如此,在美国金融机构的形势初步好转以后,在中国关心的地缘政治和贸易领域,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摩擦。过去3年的经验表明,传统国际政经秩序的主导者,欢迎的是中国以“金主”的身份发挥作用,而不是规则的修改者和制定者。欧美危机之于中国的机遇,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
由此来看欧洲的债务和银行危机,应该怎么做,做些什么就比较清楚了。欧洲乐见中国购买更多的欧元和欧洲债务,这是确定的,但能够给出的回报不会超出货币和债权收益率的范围。对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军售解禁、中国企业准入、欧盟和欧元区自身改革等更具有战略性的问题,恐怕不会因此获得大的进展。
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欧元和欧洲债权以继续扩大外汇储备吗?显然,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更深层面的互信和更大的战略空间,而不是纸上财富。更重要的是,仅凭中国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充当什么救世主。一方面,从金融危机到后危机时期,许多案例表明,中国在投资海外业务方面还有许多欠缺的知识要学习,还有许多教训要总结。假如没有总结就贸然大规模投资,可能带来巨大的潜在损失。另一方面,要清醒看到,中国自身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还有许多未竟之事要做,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居高不下。
从这个角度说,欧洲双危机不是中国的抄底机会。对待暗潮涌动的这场危机,既不能简单地用短期利益衡量取舍,也不宜用粗放式的“国际义务”去理解。最适当的应对是把自己做大做强,通过国内市场进一步发育和法治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创造可全球共享的商业机会。只有一个经济和社会健康的中国,才可能长期担当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在危机多点爆发的今天,成为真正的稳压器。
(《北京青年报》9.17 徐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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