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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重要人物。
中国农村必须走新路
杜润生1913年出生在山西省太谷县阳邑村，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年初，杜润生出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点名说杜润生“在社会主义高潮到来之前，像个小脚女人走路”。由是，会议结束后，杜润生即被解除职务。
有意思的是，就在杜润生陷入政治生涯中的低谷时，他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在简单的生存无以为继的情况下，有少数地区的农民偷偷地尝试起了包产到户的实验，从粮食收成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心里登时又升腾起一丝希望来。
杜润生认为，如果仅靠将农民的土地财产充公去形成“联合体”，被依附的队长、社长容易变成特殊于群众利益的权力垄断者，出现像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所发生的消极现象。因此，中国的农村必须走一条新的路子，那就是早已暗流涌动了许久的包产到户！
巧妙促成“包产到户”
1979年，杜润生出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1980年年初，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了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建议：“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不妨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时任副总理的姚依林的支持，邓小平也表示赞同，还公开赞扬了安徽省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这让杜润生坚定了信心。
但接下来的一个意外让杜润生的心一下子凉了：是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农业问题，杜润生受命就包产到户作专题报告。没想到，当听到他的“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的政策建议之后，绝大多数人异口同声地说“不行”。
杜润生急了，立刻与反对者辩论起来：
“实行包产到户，为什么不行？”
“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
“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跟社会主义性质有什么关系？”
“包产到户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就在杜润生怒气难消的时候，胡耀邦、万里等人找了过来，建议他不妨对报告中的敏感字眼采取一些迂回的词语来表示。于是，当再度站在台上作报告时，杜润生说道：“在现在的条件下，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回，大家没有激动地站起来表示反对，而是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在杜润生报告的基础上，最终会议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后来被称之为著名的1980年七十五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主持起草五个“一号文件”
为了检验包产到户的实际成效，1981年夏天，杜润生组织了十七个联合调查小组，分赴十五个省进行调查，结果让他欣喜不已：这一年全国有161万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2%，而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粮食收成更是打破了多年来的历史纪录。
杜润生开始组织起草一个极为重要的文件，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发布的1982年“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等，“都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从而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围绕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此后，杜润生又连续四年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发布的指导农村改革和发展的“一号文件”。
心系农民奔走呼号
1989年，杜润生正式退休了。但心系农村、农民的他热情不减，继续为“三农”问题“奔走呼号”。他强调，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应包括经营权、转让权、抵押权、收益权等，应作为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受到法律的保护。曾经，有媒体记者问：“杜老，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思考和奔波，到底为了什么？”杜润生一字一顿地回答说：“为了让数以亿计的农民从大发展中得到应该享有的实惠。”
自然而然，世人不会忘记杜润生。
2008年12月13日，董辅礽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起，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发给了杜润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
耀眼的灯光中，95岁高龄的杜润生颤颤悠悠地被人扶到主席台上，发表了一个话语极少但字字分明的获奖感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我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理应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
这就是杜润生，一个总也放心不下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老人。
(《名人传记》2011年第9期 姜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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