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富人的异同

　　炫富二代全球都有

　　曾有分析家指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是富人最贪婪、残暴、肆无忌惮的阶段。欧美许多大企业家、大富豪和“太平绅士”，在此阶段也曾是“羊吃人”的野蛮资本家、七海劫掠的“官办海盗”，或举止粗鲁、为发财不择手段的冒险家、淘金者。如今，这一阶段早已过去，欧美富人再也无需为攫取财富铤而走险，而可以诉诸更文明、更有效的手段，如资本博弈、金融杠杆等。与之相比，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刚刚开始揭过资本积累的一页，带有更多的“野蛮气”，也就不足为奇。

　　先不论一些中国富贾的“原罪”，当下人们忿忿不平的乃是高调炫耀父辈殷实家业的“二代”言行。在中国，“富二代”的称谓无时无刻不刺痛着贫富差距已近临界点的社会现实，并夹杂着“先富”阶层对“后富”者的低蔑与轻视。不过，在国外，炫富的“二代”比比皆是，最著名的莫过于帕丽斯·希尔顿。

　　富而行善有“义”也有“利”

　　事实上，大多数人心中自有善恶两面。法律、道德如果能有效地制约恶，褒扬善，无论中外富人，就不得不努力压抑心中恶念，约束自己努力行善。

　　在欧美国家里，税收制度可更好地体现“抽肥补瘦”原则，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让人们并无后顾之忧，无需为养老积攒财富，巨额遗产税又让“传子”的意念受到制约。与之相反，将资产用于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却可获得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并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可以说，富而行善不仅有“义”，也实实在在有“利”，而在中国，富人行善有义而无利，自身又存在后顾之忧，加上养儿防老、传子以财的传统意识仍然深厚，在慈善和公益领域缺乏热情，也在情理中。

　　在欧美国家，慈善捐款途径多、管理规范，人们捐款行善都比较放心，而在中国，却存在着慈善捐款平台单一，民间慈善团体活动艰难，各种和慈善事业有关的丑闻、骗局层出不穷。然而，富豪的钱也是辛苦所得，得来不易，渠道不畅，丑闻丛生，自然也会冷了不少富人的向善之心。

　　欧美富人的政治用心

　　称赞国外富人“达则兼济天下”的同时，也应看到，欧美富人的“慷慨”，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政治投资。

　　如喊出“为我加税”口号的巴菲特，本人是奥巴马的政治支持者，在奥巴马被债务上限危机和巨额财赤弄得焦头烂额之际，巴菲特等人通过自己高调“割肉”的做法站出来，一方面可以为奥巴马取消布什时代制订并延续至今的富人减税计划摇旗呐喊、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也可趁机“助推”一把奥巴马竞选时信誓旦旦、却至今搁浅的“心头最爱”——全民医保方案。

　　富人在不同国度的不同表现，很大程度上是“橘逾淮为枳”，是传统、规则、体制、社会风气和道德标准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所致。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行善者、不利于行恶者的氛围，是让更多富人善良起来的最根本途径。

　　(《国际先驱导报》9.2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