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喜欢讲概数，一仗打完，胜利了，说是杀敌无算。敌人打进来，说造成无数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但这无算和无数，到底是多少，记录却都语焉不详。从古至今，我们的历史记载，充满不少含混的“统计”或者说估计。
这样的状况，到了今天终于出现了变化，作为二战期间受到法西斯伤害最大的两个民族，犹太人对于纳粹罪行统计一丝不苟，精确到了每个家庭，每个人。而我们却由于传统的粗疏，马虎得多，这种马虎，给了一些人可趁之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现在一些否定战争罪行的所谓“研究著作”，几乎都是在数目字上做文章。显然，如果不能把那场侵略战争的罪行，具体精确地数字化，就无法比较充分地揭露侵略罪行，彻底驳斥日本右翼集团的谰言。
现在的世界是个讲法制的时代。若想让受蒙蔽的日本民众心服口服，对战争罪行进行详尽的调查和统计，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的历史工作者，走在了前面，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新京报》9.6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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