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孤儿

　　今年6月，略萨来北京演讲，我曾对他说，希望你做能写作的孤儿，不要做文学的骄儿。略萨竞选总统失败回归到文学，写出了在西班牙乃至全世界都有影响的作品。当略萨获得诺贝尔奖，当他像总统一样受到成千上万人民拥戴，掌声、鲜花来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不再是写作的孤儿。当然，他有非常丰富的写作经验，他可能还会写出非常好的作品，但他也非常有可能再也写不出《城市与狗》这样的作品了。

　　为什么要做写作的孤儿？在一个文学的时代，一个作家没有这种孤独感、流荡感，你就无法和这个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18、19世纪是文学的时代。读托尔斯泰的《复活》乃至《战争与和平》，你会看到作家是孤立无援的，他非常孤独，完全是种孤儿的境遇。这种孤独感导致他最终离开家乡，表面看来是他妻子唠唠叨叨、家庭不和睦，根本原因是作家内心的孤独。

　　陀斯妥耶夫斯基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非常忌妒，他觉得这两个人居然享受到如此好的待遇，可他却永远钱不够花，稿费最低。一个作家的孤独感，除了精神上的、文学上的孤独外，一定还有现实生活给他带来的寂寞。正因为这样，陀斯妥耶夫斯基才说一定要写出伟大的作品、严肃的文学来，和他们一比高低。他的作品催生了20世纪的文学——我们谈20世纪文学的时候，常常说卡夫卡是最伟大的作家，卡夫卡作品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欣赏，而不是托尔斯泰。 

　　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时代。鲁迅之所以伟大，恰恰是因为其内心的孤独。

　　当下这个时代，既不能说它是文学的时代，也不能说它不是文学的时代。当下现实的荒诞性、丰富性，超过了我们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从来没看到过生活中这样一些非常荒诞、黑暗、复杂甚至朝气蓬勃的东西。恰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作家写作几乎都和权力保持着非常亲近的距离，包括我在内。

　　王安忆的《长恨歌》有着非常高的艺术水准，但和现实有相当的距离。我也非常喜欢《活着》，它和今天最紧张的现实及复杂的社会也有一定距离。经过几十年的写作，王安忆、莫言、贾平凹又都重新关注中国现实了。莫言的《蛙》直接关注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当一大批作家直接关注现实的时候，中国文学的某种契机可能已经到来。 

　　(《京华时报》9.2 阎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