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1931年生于上海,1986年1月任三联书店总经理,10年后退休。
沈昌文与三联书店的缘分源于1951年。当年3月24日,沈昌文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为北京代招的校对员,来到北京的人民出版社,步入出版行业。同年,“为了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统一出版工作”,三联书店被并到人民出版社。
三联迎来兴盛期
1954年,中央发布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决定,提出人民出版社可以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虽然尚有某些缺点,但有一定的用处的作品”。
有趣的是,当时《胡适思想批判》一书排版时已全用人民出版社名义,“因为这个决定,我们临时去通知印刷厂,统统改成三联,”沈昌文说,“这样就留了一些余地,不是人民出版社而是三联出的。”
三联自此变成人民出版社改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话的出版载体。这之后的三四年间,三联由此迎来其历史上的兴盛期。
但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三联进展中的工作全部停顿。
用三联的名义出版“灰皮书”
1954年8月后,沈昌文由于担任了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子野的秘书,逐渐成为出版社的骨干,这为其日后成为三联的核心人物做了铺垫。
1960年代初,沈昌文被派至中宣部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该机构是中苏闹翻后,中国共产党为“反修”专门成立管理出版的一个机构。“我当时已经入党,因为懂外语,就被派到这儿,专门负责用三联的名义出版最反动的‘灰皮书’和‘黄皮书’。”
沈昌文的主要业务是研究灰皮书(政治类反动书籍)里的“老修”,即伯恩斯坦、考茨基等。通过这项工作,沈昌文认识了一批被划为“右派”的大人物,比如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李慎之,《西行漫记》和《1984》的译者董乐山。
这个时期,沈昌文主要的工作是联系各种“牛鬼蛇神”。“当时党内有个说法叫‘废物利用’,意思是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出问题而外文好的人来做翻译工作。”
这其中沈昌文印象最深的是李慎之。这位新华社“右派改造队队长”下面一大堆有名的人物,能提出来种种好的书目,黄皮书(文学类书籍)许多由他们提出。
他接触到的最大“废物”是“老托派”、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谨小慎微的性格也给沈昌文造成了遗憾。直到1987年刘仁静意外死于车祸,沈昌文一直仅仅和他保持普通的工作关系,从没找他谈过其他事情。
三联复苏
“文革”结束后,三联和这个国家一同开始复苏。到1985年底,三联书店恢复在望。“1986年1月1日接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职位,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可谓是仓促上任。”沈昌文在三联当家后,依靠自己的老关系,开展出版工作。李慎之、董乐山等已恢复工作,对其帮助甚大。“李慎之跟我很熟了,他说了三个字,现在看起来很重要。”
李慎之当时认为,做外国书的方针应该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要学习和研究的是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西。房龙的《宽容》即是沈昌文在“向后看”思路启发下组织翻译出版的,“这本书初版印了十五万,很快就售罄。”
这个时期的三联最为著名的出版物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和蔡志忠的漫画,而这都得益于沈昌文广泛的关系网。
1996年1月1日早上9点,沈昌文接到一个电话。“三联书店一个人事方面的负责人在电话里告诉我,‘你已经在昨天下午五点钟退休了’。我知道这个正好是符合65岁退休。”
(《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33期 张海林 芦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