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

    15年后的今天，刑事诉讼法迎来了第二次大修。据悉，此次修改对于证人作证方面或有较大的突破，如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父母、子女和配偶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一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现有的法律规定和主流价值观是鼓励“大义灭亲”的，对于主动送子投案或带领公安机关抓捕涉嫌犯罪的亲人，向来是大张旗鼓地宣扬。相反，对于为涉嫌犯罪的亲人提供场所、财物，帮助其逃匿，则设立了包庇罪来惩处。对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有学者称：“‘大义灭亲’的立法理念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国‘亲亲相隐’的传统。”因此，“如果此条得以通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然而，笔者以为亲属的作证特权应当确立，亲属之间的包庇罪应当废除，但“大义灭亲”仍应得到鼓励。

    历史上，我们的确有“亲亲相隐”的传统。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西方国家的法律中也有类似规定，如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指控人的订婚人、配偶、直系亲属等有权拒绝作证。亲属之间有“亲亲相隐”的特权，这是值得吸收的。因为，打击犯罪很重要，维护亲情伦理和家庭稳定也很重要。保护权利是法治的基本理念，公权力不能强制亲属作证，但亲属自愿放弃这种特权，他们也应有权“大义灭亲”。

    刑诉法修改确立亲属的作证特权，并不与“大义灭亲”相对立。与作证特权对立的是亲属之间的包庇罪。对亲属之间的包隐行为定包庇罪，有损人伦应当废除。但亲属有作证特权，并不意味着亲属不可以“大义灭亲”。

    （《光明日报》8．24 浩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