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森玉：中国文物学的国宝

    徐森玉先生被尊为“国宝”，是当之无愧的。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物学家和文献学家，他与鲁迅先生同龄，曾经是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的同事。他见多识广，满腹经纶，有些还是“绝学”。但他一生谦虚低调，不喜撰述，很多学问未能通过著作留存下来，因此，知道徐先生名字和学术贡献的人并不多。8月17日是徐先生诞生130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他逝世40周年纪念。

    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握住徐森玉先生的手，称他为“国宝”。最早向周总理介绍和推荐“国宝”徐森玉的，应该是郑振铎先生；而最早尊称徐先生是“国宝”的，也正是郑先生。20多年前，我受唐弢先生的委托，整理郑振铎致唐弢的40多封信，在1951年6月11日的信里看到郑先生这样说：

    森老为今之“国宝”，应万分的爱护他。别的老人们徒有虚名耳，他乃是真真实实的一位了不起的鉴别专家，非争取他、爱护他不可。他是一个“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决定。应该争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触，多请教他。如果他离开了上海，文管会准定办不成，且一件东西也买不成。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郑先生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唐弢时任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而徐先生则为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后来又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郑先生此言，充分体现了对森老极大的尊重。我最初读到这些话时，还有点怀疑郑先生对森老的评价是否夸张。随着我研究的深入，越来越体会到，郑先生对徐先生敬重有加，不仅因其学问，更因其爱国精神。

    郑先生与徐先生至迟当在1930年代初就相识了，但他们互相深知对方，结成忘年(徐与郑父同龄)之交，则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抗战初，徐先生在内地负责故宫文物和北图珍本的转运和庋藏，郑先生则在上海参与领导文化界救亡运动。川黔山路崎岖，为保护国宝，徐先生连腿也跌断了。而在“孤岛”上海，郑先生除了公开的抗日活动外，还与张寿镛(光华大学校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人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抢救保卫民族文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他们争取到在重庆的政府管理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原“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拨款，用于为国家抢救珍本图书。

    “同志会”紧张工作了近一年，徐先生由重庆方面特派，不顾腿伤，冒险来到上海，参与这项秘密工作。从此，郑先生便与徐先生几乎日夕相处。

    1940年12月21日中午，徐森玉、何炳松、张咏霓三人应约至郑家聚餐，决定将当时收购的图书装箱后，均由郑、徐二先生共同签字贴封为凭。年已六旬的徐先生还与郑先生一起去嘉业堂等处鉴定和挑选图书。

    1941年7月24日，徐先生乘船离沪赴港，郑先生则因工作实在走不开。他后来在《求书日录》中回忆说：“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地到了目的地。”

    徐先生这次在上海，与郑先生并肩奋战了七个多月，离开时还毅然承担了保护和携带两大箱“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的艰巨任务。7月25日，郑先生执笔的郑、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时任重庆的中央图书馆负责人蒋复璁的信中特地提到：“森公最为谦抑，且富苦干精神，处处愿意自己吃亏，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费，诚今之圣人也！得聚首多时，实为平生幸事。”

    郑先生等人称徐先生为“今之圣人”，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

    （《文汇报》8．15 陈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