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的小说《赴宴者》讲述的是:一名下岗工人去一家五星级的酒店应聘当保安,却被误认为是记者,糊里糊涂地被拉着去参加了一场新闻发布会的宴会的故事。
在宴会上,他不仅品尝到了生平从未吃过、从没听过的山珍海味,而且还得到了一小笔车马费。于是,吃宴会成了他的正经营生。他戴着假面,一边在宴会中闷头暴食各种美味,一边歪打正着地与社会各界人士,如官二代、艺术家、厂长、地产商、农民、妓女等人相识,并得以看到这些人在饭桌上以及饭桌后的各种表现。
记者:《赴宴者》是你第一部英文小说。为什么选择“宴会虫”的题材?
严歌苓:这个题材是我的好朋友陈冲1999年告诉我的。她说在国内看到一个电视访谈节目采访了一个“宴会虫”,很好玩。这么荒诞有趣的故事真实发生,这引起了我的兴趣。
记者:第一次写英文小说,就写现实中的“假”和“骗”,不担心么?
严歌苓:我更担心的是,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几件是真的?剩不下什么是真的东西了。现在,每个人,每天应该问问他自己做了几件真事,说了几句真话。不要再问他说了几句假话。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觉得很可怕。
《赴宴者》中董丹用假的身份发现了更多假的东西。实际上,他只是大量虚假中小小的部分。比较起来,他是最无辜的,只是拿了几个红包,骗了几顿吃而已。
记者:听说你为了写好《赴宴者》,还亲自去当了几回“宴会虫”?
严歌苓:是啊。2005年我回国的时候,通过朋友找到一个组织大型宴会的人聊。后来,我专门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就写着“自由撰稿人”和我的名字,就拿着这名片去参加宴会了。我一点都不怕,也没有人来问我是谁,我很轻松就亲历了整个宴会的流程:登记、拿纪念品红包、坐下来吃……
记者:什么饭局上的装腔作势让你感觉难受?
严歌苓:简单说,只要涉及到利益关系,在任何场合,每个人都极有可能会装,目的是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这种装不仅仅是在饭桌上,在其他场合、领域也比比皆是。可能只有和自己熟悉的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没有利益勾连,人们才有可能不装,可以胡说八道,可以率性而为。
记者:装的危害是什么?
严歌苓:每个人一定程度或多或少都会装。但要分清楚到底什么是装。一个人在公众场合,在社会的眼睛下,希望自己以一种好的状态出现,你进入了这种状态,这不叫装。
但如果是为了不良的目的,说假话、做假事,让自己处于假的状态中的,那就叫装。装到一定程度,就是欺骗。
我们是孔孟的子孙,孔孟提倡的是克己复礼。要求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隐忍。隐忍,其实也是一种装。
过去提到中国人的国民性,会觉得隐忍是一种美德,是值得称颂的。但这其实是双刃剑。隐忍,实际是违反人性的。而中国人总是过分隐忍。把所有的屈辱都压下去了,压到了极限。但压下去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不是,总是要爆发的。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提倡孔孟的忍,不是总讲“小不忍则乱大谋”,不需要各种为了掩盖什么的装,很多声音就应该被听到——哪怕是最底层最粗糙的声音也应该被听见,他们的利益诉求应该被重视。
装来装去,等大家都装不下去的时候,就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最可怕的时候。
记者:从装到不装,我们到底还要走多远?
严歌苓:至少,我们每个人还可以告诉自己,从自己做起,从一些力所能及的最小的事情做起,去求真。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包括最卑微的人,尊重每一个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