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叶辉

    儒雅，谦恭——这是叶辉给我的第一印象。当时他正从光明日报大门口的台阶上走下来，而我正走上去。浙江记者站站长老卢介绍：这，是我站新招的记者，这，是樊云芳。叶辉上前一步，恭恭敬敬地称呼：“樊老师，您好！”

“学生”已经超过“老师”

    自称是我“学生”的年轻记者多了去了，但只有叶辉是死乞白赖地抓住一切机会，跟着我去采访，哪怕只担当拎包、抄写的工作也心甘情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虽是驻省记者，但同时又顶着报社“特派记者”的头衔，因此有多半时间在全国各地跑，采写一些由报社直接指派的重要新闻事件和人物。

    说实话，一开始采访中，几乎都是我在发问。后来，交他写一部分初稿。再后来，倒过来，初稿他写多半，我写小半。直到1997年采写海南野生动物园那次，他自告奋勇：“樊老师，初稿就交给我了，你和丁老师(丁炳昌，光明日报记者，作者老伴)最后修改、把关吧。”

    两天后，初稿《东山湖——动物喜欢的动物园》摆在了我们面前。呀，读得我俩都入迷了：12000多字的稿子，通篇用拟人手法，把各式动物以及发生在动物国度里的故事，描述得犹如一部引人入胜的童话，什么“猴子国度里的‘三国演义”，“向往自由的蟒蛇集体越狱”，“虎姑娘莉莉分娩记”，“大象与小鹿：天使的愤怒”等，无不绘声绘色、生动有趣，而且通篇文字优美、寓意深刻。看了这篇“初稿”，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学生”已经超过“老师”了！

    最后，要署名了，我把他署在第一，他却执意勾到了第二，理由是：总的构思是你的。文章就这样发表了——光明日报一个整版。好家伙，好评如潮；《新华文摘》全文转登——很难得啊。有两次，我很正式地对叶辉表态：“这篇文章是由你主笔的，以后要出作品选，我绝不敢要的，它归你。”他却连连摆手，言辞极其恳切：“樊老师，这件事再也不要提了。能跟你合作，我已经非常高兴。”

“大腕”记者不摆谱

    我的“中性报道”概念(后来逐渐引申为“全息摄影”式报道的理论)发表文章、出了书后，其实我自己并没有来得及充分地实践过——因为书一出版，我就离开记者岗位搞科技开发去了，之后又患癌症休养数年，等1996年回到记者队伍，我吃惊地发现，“中性报道”的接力棒正稳稳地握在了叶辉手上。

    我也注意到，当年那个一踏进大的采访场合就感觉惶恐的小记者，现在已成了报社的“大腕”，处理起大的报道题材来游刃有余，动辄半个版、一个版。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俨然已经成了光明日报这支记者队伍的领军人物，发稿统计、好稿统计、头条统计、获奖统计……似乎没有一样不名列前茅。

    这真应了中国一句老话：“士别三日，须刮目相看。”于是，一次我很认真地告诉他：“叶辉，改改口吧，别叫老师了，叫我老樊，或樊大姐。”丁炳昌在一旁又顺口调侃了一句：“叶教授呀(这是老丁替叶辉取的外号)，要按实力和水平，真的，应该我们叫你‘老师’了。”叶辉的脸顿时红了，频频摆手，说话也结巴了：“两位老师，你们这，这，不是……在取笑我吗？”

    其实，叶辉也不是光对我们俩，他对所有的同行都是如此谦恭有礼，总是只看到别人的优点。

    那一年开全国记者会，记者们手上传阅着一本《人物》杂志，里面刊登了一篇长达近万字的通讯《真正的人民记者》，详细追述了本报记者陈宗立，顶着重重压力为青海省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案子——“杨小民杀人案”中的被害人伸张正义，并最后促使其改判的全过程。这篇文章使平昔不善言辞、很少被人注意的陈宗立，顿时成了会上的“明星”，当有人提议向陈宗立致以崇高敬礼时，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持久的掌声。而这时，文章的作者叶辉，也跟着大家一起起劲地鼓掌。

    那天在饭桌上我还听到一个消息：这篇文章是先发在《光明日报》内参上的，中组部某位高官看到后还向报社总编辑打听“此文有什么背景”？饭后，我跟到叶辉的房间里追问：“究竟有什么‘背景’？”叶辉大呼冤枉：“哪有！我一个中央的高官也不认识。”“那你怎么想起写这个？”“上次记者会，我在陈宗立房里闲聊，听他谈了过程，激动得睡不着……”

    之后，他又采写过许多优秀的同行，为他们“立传”——在新闻界，很少有人会这样做。

写“小人物”看“大社会”

    在叶辉的新闻作品里，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这种“平民”情结发轫于他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与感受。他父亲——浙江大学文学系的教师，因写了讽刺官僚主义的杂文，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被迫领着全家人离开杭州，回到浙江省临海县一个小山村接受监督劳动。后来，叶辉靠顽强自学考上大学，又当上了记者。

    《新楼落成主管基建院长辞职》、《他能不能上优秀科技人员光荣榜》……从1988年元月到次年3月，他共刊发了一版头条23篇，几乎每一篇都把笔触伸向了社会的热点。一个性格看似柔弱而温和的人，下笔却犀利且直切要害。

无官一身轻

    基于同样的“性格基因”，叶辉不愿意当官。

    那一年，报社要提拔他当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好位子啊，有实权又能摆脱写稿的苦差事！但他拒绝了。

    “是不是不愿来北京？那么我来活动一下，在浙江安排如何？”对待老领导们的此类好意，他也一概谢绝。他此生只愿当一个记者——只要能让他采写自己喜欢的报道。

    但年龄渐大，连我都替他着急：“你可想清楚了，一直当个普通记者，老了怎么办？现在混在一群年轻记者里，‘味道’已经不好了吧？中国是个‘官本位’国家，还是不要这么固执，趁着有人帮你，快谋个位子吧！”

    “是啊，一晃50了，跟20岁的小年轻混在一起采访，抢新闻，确实不是味道了。”他也叹息。但再不如意、不顺心，一旦遇到新闻的好题材，采访、写作，马上又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思，所有烦恼又暂时抛到爪哇国里了。

    叶辉，有你这样的同行，我感到自豪，有你这样的朋友，我感到庆幸，有你这样的“学生”，我感到总有前进的动力。我真想称呼你一声：好兄弟！

    (《人物》2011年第8期 樊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