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元贪官”说明制度防腐迫在眉睫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说，在对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依法核准死刑后，这两名罪犯已于7月19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据最高法院披露，姜人杰利用担任苏州市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五个单位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置换等事项上牟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许迈永则再次刷新纪录，法院认定这位人称“许三多”的前杭州市副市长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多次索取、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近2亿余元。

    在刑法正式施行32年后，在今天这样一个“亿元贪官时代”，还有多少人记得现行法的规定仍是：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官员何以“腐败至死”？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说，上述两案均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两罪犯同样都曾经担任主管城建工作的政府领导，两人的主要犯罪行为也均与土地审批和建设领域相关。

    以岗位分析腐败成因，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土地、城建成了腐败高危部门。但腐败又不仅仅发生在土地、城建、交通、司法等领域里。决定腐败金额高低的，除了部门权力涉及利益的大小，更在腐败官员的自我放纵和贪心程度。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贪腐行为能免于被查处的安全度。如果许迈永、姜人杰在贪贿10万层级时，就东窗事发，自然也就不会有现在的亿元贪官。

    贪贿累积到亿元，日进斗金也得有一个不算短的过程。反腐机制要反思的是，为何做不到横刀斩断贪腐进程，避免贪官走向死亡之路？

    (《新京报》7.20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