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新民社区劳动服务站前，人头攒动。当地政府负责人用大喇叭宣布工厂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调查结果。这宗起因于百元加班费争议的停工，延续了十几天。
同样在6月底，广州市番禺区的韩资企业世门手袋厂大门上，用最原始的“布告”向停工的工人们承诺改进工作环境。此处停工肇始于老板闯入女厕所。
两个类似的场景反映的是新近发生的一类停工事件的演变轨迹：一起小事端作为导火索，勾起长期工作中累积的各种不满，然后集体爆发。
多种诉求中，薪水居于核心。记者在珠三角地区调研发现，许多制造业企业实行“地板工资”，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底薪；大量工人则形成“破罐心态”：满意薪水难求，但找个工作并不难，抱着“大不了走人”的想法，出现劳资纠纷时，较易倾向使用终极手段——停工。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岳经纶教授说，正是由于企业在工资待遇上的“高度团结”，工人失去了职业竞争的动力和压力，对眼前的工作机会也无所谓珍惜。停工，原本是工人维权最后的“撒手锏”，往往第一时间就撒出来，突发性尤为明显。
“从更深层面看，为外来工建立起以工作岗位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诸如子女上学和养老保障，给个人以‘持续稳定工作，未来有保障’的盼头，工人面对劳资冲突才会更加理性、谨慎。”岳经纶说。
（《瞭望》2011年第28期 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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