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的纠错之路

    1977年，年中的北京颇为忙碌。

    根据党史二卷记载，当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上一年10月6日，就在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当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以决定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上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这时，距离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过去了11个月。历史的创造是破旧立新的过程。但这11个月的经过表明，破旧未必立新，也可能是以旧代旧。

    这期间，除了逮捕“四人帮”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两个凡是”的推出。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彻底批判，一度换来了中共高层的警醒和自觉。1956年中共八大党章修订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审定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时，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然而，随后历经十数年曲折，尤其是10年浩劫，个人崇拜的阴霾不但未扫除，反而变本加厉。

    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8月12日，十一大接踵而至。这次会议是“文革”后的首次全国党代会，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会上，华国锋在报告中指出，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然而，代表们发现，报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十一大的改变并不彻底，以至于人们日后只记住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十一大确实为此后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历史的又一个拐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要认识三中全会，必须要提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宣布会议议题，主要是讨论农业发展和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内容，似乎波澜不惊。

    11月12日，陈云来到东北组会议现场，使得会议议程突然急转。他一来便问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和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落地上简报？”二人当即同意。

    随即，陈云做了《坚持有错必究的方针》的发言。他接连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关于陶铸、彭德怀的结论等六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陈云的发言是向左倾错误开的第一炮，一经简报刊登后，随即引发强烈反响。议题脱离了华国锋预想的轨道。

    此前在英国访问的副总理王震，一回国便赶去参会。他在西北组的第一次发言便提出：中央要通过几项决议，解决好“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安排好一些老同志的晚年生活和工作。

    会议重点此时已经转移到平反冤假错案上来。盖子一揭开，与会者畅所欲言。面对压力，华国锋选择退让。

    11月25日，他在会上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包括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彭德怀、陶铸、杨尚昆予以平反，认可对康生、谢富治的批判，并允许地方对当地的重大事件予以处理。

    与会者感到，这些还不够。有人提出，这次讲话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给出说法。12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的定稿本中增加了一条：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甚至有人提出，要对“文化大革命”重新研究，“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不能服人。但中央对此说未予说法。

    会议开了超过1个月，甚至在闭幕式之后又讨论了两天。12月13日，会议闭幕式上，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做了自我批评。

    这次中央全会，将长久以来压抑的意见大都释放。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是水到渠成。整个会议只花了5天时间。

    （《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5期 芦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