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保中央文库的那些人

    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朱国明历时两年多研究发现：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岁月中，先后有10多位中共党员及其亲属用鲜血和汗水，让中央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顾顺章叛变

    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设立文件阅览处，负责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它的首任总管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

    1931年4月25日，时为中央特科主要责任人的顾顺章叛变，中央文库陷入危机。因为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一份交给共产国际，一份由中央文库保管，还有一份由中央特科保管，即由顾顺章保管。所幸，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获悉并通知了周恩来。这样，中央文库被及时转移。不久，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陈为人接手保管中央文库。

转移文库

    陈为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他在东北曾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2年，出狱不久的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来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陈为人深居简出，在家驻守中央文库，对外由韩慧英出面，与她保持单线联系的正是张唯一。

    1935年，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疯狂搜捕地下党人。一天，韩慧英像往常一样去法租界中央秘书处给张唯一送文件。不料，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和韩慧英先后被捕。

    韩慧英和丈夫陈为人有约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她不回来，就意味着出事了。陈为人决定马上转移中央文库。按照党的规定，存放档案的地点必须是单幢房屋，可是要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房子实在不易。他想尽办法，最后找到小沙渡路（现西康路）合兴坊15号一幢两层楼房，每月租金30块银元。这对陈为人来说太昂贵了，但他还是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了下来。

    然而，早年在东北狱中，陈为人就染上了肺病。接手管理中央文库后，长期忍饥挨饿、缺医少药，再加上夜里整理文件，陈为人的病情一天天加重。1936年底，他把最后一篇文件移交完，就不省人事了。1937年3月，年仅38岁的陈为人去世。之后，中央特科成员周天宝接管中央文库工作。

“蚂蚁搬家”

    面对当时租界内的复杂情况，周天宝将中央文库的档案箱秘藏在独自住着一栋楼的姨妈处，他则就近保护。谁知过了两年，附近电影制片厂不慎失火，殃及周天宝姨妈住房的一角。如此一来，中央文库不得不转移，暂时移到进步青年娄志美住处，由刘钊进行短暂保管。

    1940年秋，刘钊调到苏中工作以后，由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中央文库负责人。他把中央文库安置在英租界康脑脱路（现康定路）租的一栋房子里。一天，他刚要上楼，房东老太太把他拦住说：“缪先生，你赶快把放在亭子间里面的那些东西搬走。听说东洋人马上就要进租界了，你不搬家，我家都不方便。”缪谷稔听出来了，房东老太肯定对自己起了疑心，中央文库必须马上转移。经党组织批准，中央文库转移到了缪谷稔的家里。由于保管中央文库责任重、风险大，再加上生活特别清苦，不久缪谷稔因严重的肺病卧床不起。

    1942年夏，为了让缪谷稔安心养病，组织决定派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这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疯狂屠杀中国抗日志士的严峻时刻，如何安全地转运中央文库两万多份文件呢？陈来生想了个办法——化装成邮差。他背了一个大邮包，带着几个面粉袋到缪谷稔家里，把文件装在邮包里，放在面粉袋里带下去交给等在外面的家人。

    经过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中央文库的文件总算安全地转运到陈来生的住处。为此，陈来生特意将家里的住房做了改建，在阁楼做了夹壁墙用以放置中央文库的文件，这样，即使用手敲也不会有什么异样。他还将这栋房子改建成店面房，开设“向荣号面店”作掩护。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同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文件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上海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至此，中央文库的保卫战遂告结束。目前，中央文库的档案文件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文汇报》6.24 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