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电影》：不堪回首“当年勇”

    2011年初，从《大众电影》退休多年的老社长崔博泉决定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安度晚年。临走前，看着自己奋斗了33年、如今门庭冷落的杂志社，这位80多岁的老人万分不舍，放声大哭。

    接吻照引大讨论

    1962年，就职于《上海电影》杂志、三十出头的崔博泉接到一个任务，把《大众电影》从北京搬到上海来，与《上海电影》合并，崔博泉决定好好干一番。然而四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大众电影》宣告停刊。1978年崔博泉接到《大众电影》复刊的调令，年近五十的他告别家人只身来到北京。

    最初二十多人的采编队伍中，既有北大、人大、中央美院等名校毕业生，也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媒体人。编辑杨国还为了来《大众电影》，婉拒了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的教职，而编辑邹建文与文学界、电影界都很熟，能直接向陈荒煤、王蒙、艾青这样的知名作家约稿。一大帮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成天扎在办公室讨论选题。1979年1月20日，复刊后的第一期《大众电影》出炉。

    1979年第5期杂志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一张接吻剧照，不料引来新疆读者问英杰的愤怒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这封信后来引发全国性的讨论。崔博泉干脆在杂志上开辟专栏“由一封读者来信展开的讨论”，令《大众电影》的知名度空前提高。

    与作者、读者打成一片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大众电影》的办刊思路更加活跃了。除了明星专访、幕后故事、影人轶事之外，最有趣的是“读者点登演员信箱”栏目，当时就有读者十分犀利地向演员方舒提问，让她谈对明星制和演员走穴的看法。

    崔博泉还十分重视和电影界人士“交朋友”。从1982年开始，他每周末都带上编辑、记者，约影评人、作家、演员、导演一起到后海吃饭、讨论电影，回去把聊天记录一发表，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刘晓庆、唐国强都是这个“电影沙龙”的常客。

    崔博泉自己也会带头做采访。为了做“演员的一天”，他蹬着自行车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去采访唐国强。当时唐国强住在一个黑乎乎的小棚子里，崔博泉就和他光着膀子坐在外面喝酒、聊天；采访斯琴高娃那天下起了大雨，他和记者就在斯琴高娃破旧的小房子里打地铺对付了一宿。

    抢购骚乱频发

    1982年前后，第五代导演开始爆发，中国电影迎来了“黄金时代”，《大众电影》也迎来了发行量的井喷，一度创下单期960万册的纪录。

    那年，崔博泉接到过两个著名的电话。一个来自黑龙江，对方开口就要订70万份杂志，令崔博泉乱了阵脚，后来在全国调用了13家印刷厂来赶工。另一个电话则是派出所通知崔博泉去处理“抢购骚乱”。当天，1000多人一大早就在北京六铺炕邮局门口排队买《大众电影》，有人翻过邮局的铁栅栏去抢购，当时西单的警察都跑过去维持秩序。

    《大众电影》封面女郎也是促销的一大利器。1988年第一期封面刊登了女星张晓敏露脐照，在读者群中引起了轰动。刘晓庆、巩俐、潘虹、龚雪、陈冲、斯琴高娃都是当时的热门封面女郎。拍照的服装都是编辑部从电影厂的服装间借来的，有一回，刘晓庆拍照时赶上下雨，衣服上纸糊的金边都掉下来了。有趣的是，编辑部尝试将封面换成男演员(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张雁)时发现，那一期杂志卖不动。

    换主编风格大变

    1994年，年事渐高的崔博泉逐渐淡出《大众电影》的采编管理，由蔡师勇担任主编。蔡师勇当年在《大众电影》以文笔出众而闻名，但他生性内向，不喜欢交际，是典型的学者做派。他不主张编辑记者和演员走得太近，从那时起，《大众电影》的编辑方针就完全改变，记者编辑外出采访、下剧组的机会减少，杂志以组稿、约稿为主。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兴的报纸、杂志越来越多，对《大众电影》造成正面冲击，杂志的销量一下跌破了一百万册。

    目前，《大众电影》仍维持事业单位体制，虽然实质上没有到“破产”的地步，但杂志社的生存状况十分艰难。

    （《新京报》5.27 牛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