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出来，大声说

    早在1900年，27岁的粤人梁启超就已写下了名作《少年中国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但中国少年今何在？

    如今，在广州，出现了一批敢于“说”、敢于表达的少年。广州少年不但敢于“说”，而且善于通过独特有效的公民行动，去推动少年之梦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广州少年不但属于广州，还属于所有中国的城市。

    因为爱，所以说

    5月初，广州十六中高一学生陈逸华举牌反对地铁翻修工程方案，最终迫使广州市地铁公司顺应民意时，全国媒体蜂拥而至。

    “举牌男”的行动，又是一次广州少年成功影响公共政策的故事。远在浙江的一家日报评论指出：“这不仅改变了不少人印象中的高中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刻板形象，更让那些在公共利益事件面前不敢说、懒得说甚至习惯于附和的大人感到汗颜。”

    相比年长的积极公民，少年们的大声表达和公民行动，其动机和动力，更接近于他们内心天然的、真实的情感。他们大多还处在辨识世界的“本能阶段”，也就是单凭一己良知与冲动，直议关心之事，鲜有小小年纪就“关怀天下”的成人心。

    在各种以本能为出发点的情愫里，爱城市、爱广州，成为了广州少年参与公民事务共同的动力。

    文化悲情催生公民动力

    广州少年酷爱广州的心态，植根于广州少年的成长环境。从群体来说，他们大多过着这样的生活：穿着休闲干净，爱饮食好旅游，热爱传统，对广府文化有着天然、深厚的认同感。另外，省港澳文化的相对独特性，使有异于正统内地文化的繁体字和粤语，也成为了少年们的心头所爱。

    但是，近年广州旧城区的大拆大建，使本地人尤其是青少年逐渐累积起对本地文化消失的焦虑和悲情，“迫使”他们主动“发声”。

    这也使广州出现了如同名嘴陈扬所说的城市新一代——包含文化自觉和自主意识的城市新一代。另外，关于个人权利、公益环保等领域的公民活动，在广州更多见于年长的积极公民，或者有相当组织形态的少年公民组织。

    对传统广州消失的焦虑，令来自不同背景的广州本土少年聚集在本土保卫的第一线。广州十六中著名的“举牌哥”，其问政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守护广州地铁的传统色彩。幸运的是，在公众猛烈抨击工程费用的集体掩护之下，他的梦想成真。

    类似的少年情怀，在南京、上海等内地城市也是似曾相识。这些城市少年之间都有着共同的感情纽带，就是热爱他们的城市。

    当然，广州少年们的本土文化情结，并不意味着绝对保守。“鲨鱼妹”的出现就是一个活生生例子。作为土生土长的广州女孩，她从海外的环保团体得到启发，立志反对广东人以吃鱼翅为荣的陋习，尤为可贵的是，她的出发点来自对动物的怜悯之情，这是源自最朴素的人性。

    先行者的冲击

    在广州，有过公民行动的广州少年，尤其大学生，或者业余时间较多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多条件向更成熟的公民行动进发。

    地方政府的相对开明给广州少年们制造了更多活动空间。在粤语保卫、地铁翻修等大众关注的问题上，广州的政协和地铁等官方背景机构，大多也保持了克制和互动的姿态。一些政府力推的民生工程，譬如绿道等，政府还主动召约“拜客”等少年公民，听取民意，接受年轻人的监督。

    现在，对于这些少年公民来说，他们总会面临着共同的压力。有时这些压力来自于他们的本业，譬如高一学生“举牌哥”和“鲨鱼妹”就要专注于繁杂的学业；生活和工作压力，也会使相当一部分本来积极投身社会活动的大学生，在进入社会后“销声匿迹”。那些希望继续公民事务之路的少年，也会生出担忧，他们将如何建立职业化的公民组织，为后者的柴米油盐和合法资格而努力。

    无论如何，广州少年，作为都市公民社会的先锋符号，以及“官民共治”理想的先行者，他们对成人中国的冲击，已远远超出了广州。

   （《南都周刊》2011年第20期 许十文 陈万如 胡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