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莫留模糊空间

    最近，两起关于醉酒驾车事件引人关注。

    5月27日，湖北鄂州公安机关经报请该市人大研究同意后，对一名醉酒驾车肇事的人大代表依法刑事拘留。

    5月25日，在舆论围观下，四川丹棱县交警大队收回对该县某副局长“因公醉驾”的行政处罚，改以提起公诉。

    “醉驾入刑”实施一个月来，关于法律条文的执行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围绕“特权醉驾”、“因公醉驾”热议不断，则反映出人们对“同案能否同罪”的“公正焦虑”。

    醉驾看行为还是看后果？如何判定情节的轻重？这些具体问题不仅决定着个案的判决结果，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对执法公正的认知。

    从“醉驾入刑”以来的几起焦点案件看，造成人们这种“公正焦虑”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对这种法律模糊地带的“不同拿捏”。比如，四川丹棱副局长“因公醉驾”事件，作为“醉驾入刑”后的首例公务人员醉驾案，尽管当事人酒精检测已达醉驾标准，但交警部门认为其“开车不到500米”、情节轻微且因当事人是公职人员，仅作出行政处罚。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理，既无法消除人们对权力干扰、“网开一面”的担忧，更加大了公众“一碗酒能否端平”的质疑。

    现代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所谓“不可避免”，换句话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实践而言，“有条件”影响这种“不可避免性”、破坏这种平等的，往往都是权力、财富的掌握者。高晓松案，让我们看到了“名人”在司法面前只是“人名”；当公职人员酒驾后，是否能与普通公民一视同仁，而不是大醉化微醉、微醉化无醉，更关系到“醉驾入刑”实际威慑力，关系到全社会的公正信心。

    (《人民日报》5.30 田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