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观折射社会法治文明程度

    就在药家鑫案二审刚作出维持死刑判决时，最高法院发布了一份2010年度工作报告，其中“将统一死刑适用标准”，“尽量依法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观点，立即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由此，引出一个法治话题：我们这个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死刑观？

    死刑存废向来是个火药味很浓的话题，但人类法治文明无疑是朝着减少和废除死刑的方向前行。无数功利性的考虑，都无法回应对死刑的类似质问：既然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国家又有何理由去安排一个“公共刽子手”呢？中国虽然不能短期内废除死刑，但也一直向着减少死刑、限制死刑的道路前进。从2007年7月1日起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到2010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项经济犯罪的死刑，从“慎杀”、“少杀”、“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的刑法理念，到坚持死刑二审全部开庭审理的程序规则，每一步努力无不烙印着法治文明进步的足迹。

    然而，在国民的心理层面，对待死刑依然尚未脱离“杀人者偿命”的传统观念，甚至连一些法律人士都表现出同样的报应型死刑观。在他们看来，对“罪大恶极”的罪犯宽恕就是对犯罪的宽恕，只有用死刑才能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问题是，如果严格遵从复仇与震慑的逻辑，如果我们的心理归复是建立在非死不可的基础上，那又会塑造出怎样的社会心理？

    可见，死刑观其实反映一个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也检验着公民群体的社会心理结构。在法治文明的传播上，最高法院无疑具有其他国家机关无可比拟的责任，如何改变深藏于国民心底的传统报应刑罚观，如何引导公众树立文明、宽宥的死刑态度，如何塑造更健康、理性的社会心态，需要最高法院不断地努力与进步，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点滴参与。

    (《京华时报》5.26 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