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批评德国、日本的决策缺乏效率:“提出一个议案需要讨论150天,黄花菜都凉了。哪像我们中国决策就是高效率!”
与中国相对比,德国的决策简直是低效到极点:由于上世纪80年代反核运动及绿党的崛起,哈瑙核工厂经过5年的建设完工后,连一根燃料棒也没有生产过。最让人觉得德国人冥顽不化的是,这个核工厂竟然也不肯卖到国外,其原因是绿党认为,既然核能要不得,就不能把它出口到其他国家去。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政府决定投资20多亿欧元改建斯图加特火车站,该州州长为了扩大政绩,决定将投资额追加到40多亿欧元。这下惹恼了斯图加特的市民,民众纷纷上街游行表示反对,其原因是不能用纳税人的钱财来为自己的政绩贴金。在民众的反对之下,追加投资的计划只好搁浅。
决策关乎未来,也许今后能够证明德国民众的看法有失偏颇,但德国决策者知道,他们是为民众管理国家,因此决策必须慎之又慎,同时还须倾听不同声音。由此看来,领导者在德国做决策不容易:只要议会不干、只要商业上不可行、只要老百姓不同意,任何一项工程要上马都没门。他们的反对也只是出于环保和浪费的原因,如果是贪污,那就不是反对的事情了:这个决策者得立马滚蛋并将受到司法严厉制裁!
虽然德国决策看似低效,但德国经济发展成就有目共睹:战后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恢复,经济持续增长了15年时间,国民平均收入就迈上了一万马克大关。由此看来,德国决策的低效并非真正的低效,反而是慎重和真正的高效。
(《羊城晚报》5.16 杨佩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