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新政”造就辛亥“首义”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1907～1991）编《剑桥中国晚清史》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1912年阶段。其次，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像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

    此说有理。但还应当扩大视野。

    考察辛亥“首义”，就必须考察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考察1889年张之洞（1837～1909）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造成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

    仅以练新军而言，张之洞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他于19世纪末叶派遣姚锡光、吴殿英、张彪、黎元洪等赴日本学习近代教育（重点在军事教育），随后又派吴禄贞、蓝天蔚等武备学堂学生入日本军事学校留学，由此获得编练湖北新军的模式，试图以一支装备、训练西洋化的军队挽朝廷衰败于既倒。然而，这样一支初具近代文明属性的湖北新军，却不以张氏意志为转移，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温床，至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军士兵约1/3参加革命团体，1/3受其影响，仍然被清方掌控的不足1/3。辛亥“首义”是一次从新学堂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在近代城市军营发动的新军起义。

    孙中山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而没有把辛亥首义之因由，仅仅归之党人的活动，他还把视线投向了较久远、更深层的社会变革层面。

    （《学习时报》4．18 冯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