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西城

    中国的历史文化，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出现了由传统变为近现代的千年巨变之局。这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曾经云集京城西翼——今天的北京市西城区，在这里居住、活动和著书立说，成为中国微观文化地理方面的一大独特现象，可称为“思想之西城”、“变局文化”之西城。

    19世纪初，西方大步迈向现代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却沉滞在迟暮之中。这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三个朋友的思想开时代新声。林曾寓宣武门外菜市口粉房琉璃街等处，主持编辑最早介绍西方的《四洲志》等几部作品，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龚自珍曾在宣武门下斜街等几个胡同居住过，其思想具有更强烈的批判性，强调社会立足于变，并呼唤解放人性。魏源曾住烂缦胡同，其思想更具有建设性，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影响深远。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圆明园的巨大灾难震动了人们的心灵。洋务运动开始了。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晚清几个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曾国藩居住过宣武门外的法源寺、报国寺和丞相胡同等几个地方。李鸿章与其兄李翰章（曾任两广总督）主持修建了宣武门东南侧的安徽会馆。左宗棠住过丞相胡同。张之洞住过西城什刹海边上的白米斜街。在思想方面，曾与张影响更大。曾国藩是洋务第一人，主张“师夷智以造炮造船”，在安庆、上海等地方大办民用与军事工业。有感于政治废弛时世变化，他推崇程朱理学，但也杂取各家；既重义理考据的学问，又重经济教育（派遣学童赴美留学）等实务。张之洞办洋务，设立枪弹、炼铁、铸钱、织布、矿物等企业，还兴办新兴学堂。他在其《劝学篇》中写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在洋务思想家冯桂芬提出“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后，张极其赏识，最乐道之，使这一思维模式影响巨大。

    关于这个时期的思想著述，还要补说两个人。外交家郭嵩焘曾住丞相胡同，具有当时较为深刻的带有洋务色彩的外交观。法学家沈家本曾住宣武门金井胡同，他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酷刑等许多现代的法律思想。

    甲午战败，举国震动，催生维新变法运动。运动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康谭的故居分别在菜市口的胡同里。康有为的思想，是师事日俄，托古改制。他描绘变革后的理想社会：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皆为大同之先声。梁启超追随康先生，但比老师更激烈更尖锐。他写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提出民权，主张“新民”。“新民”观的强烈启蒙意识，极其深刻地影响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在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的，还有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他曾在西城琉璃厂的通艺学堂讲授西学课程。林纾曾住宣武门校场口头条，他翻译了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许多西方文学名著，影响巨大。

    维新以后，孙中山举起革命的大旗。他在宣武门外湖广会馆等几个地方，都留下深深的足迹。

    辛亥革命以后，帝制崩溃，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是代表人物。胡适在西城和平门附近的松树胡同等处居住过。李大钊在西城住过几个地方，其故居在今日西单附近的文华胡同。陈独秀与李大钊在菜市口米市胡同创办《每周评论》，此刊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刊物。胡适以《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大力疾呼以白话文代文言文。他呼唤的不仅是文体变革，更是思想启蒙，追求自由。陈独秀的文章题目变为《文学革命论》。他还激烈批判旧社会的礼教，强调人权与救亡，宣传民主与科学。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走向西方自由主义，陈独秀、李大钊走向马克思主义。鲁迅在西城区的宣武门外、新街口西等地方住过。这个时期，大教育家蔡元培曾在西城南长街创办北京第六中学，其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等许多先进的教育思想，长久引领学界。

    民国时期，三位新儒家熊十力、梁漱溟和冯友兰都曾住西城。熊曾住护国寺大觉胡同，梁曾住积水潭西侧小铜井胡同，冯曾住烂缦胡同。面对当时对儒学及传统文化的否定，他们以融合中西古今思想、实现儒学现代转型为主旨，重新阐述儒家观念，并从中寻求救民救国的出路。三位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至今富有深刻的启迪性。

    （《光明日报》4．19 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