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内外，百年恩怨

    在过去的几年里，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苗怀明不知道多少次在网络上跟《红楼梦》的爱好者发生论战。

    其实，对于红学的争辩，苗怀明并不反对。在他看来，正因为有了第一次全国范围的红学争辩，《红楼梦》这样一本过去的禁书，才会登堂入室，在大学课堂上被普及。

    君子之辩

    那一次争辩，一派的首领是胡适，他被公认为新红学考证派的鼻祖，另一派则是蔡元培，是著名的索隐派，代表作是《石头记索隐》。

    “那是一场君子之辩。”谈及这场90多年前的争辩，苗怀明言谈间充满了掩不住的激动。

    这场论争是胡适率先发起的。1921年，他在学生俞平伯、顾颉刚的大力帮助下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在该文中，他虽然承认蔡元培“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但还是将蔡元培归入“附会的红学”中的一派，认为蔡氏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是在猜“笨谜”，并对其研究中的不合理与不严密处进行批驳。 

    两人虽然私交不错，但胡适的言辞相当激烈。文章写成后，他还亲自送给蔡元培，听取意见。

    稍后，蔡元培在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写自序时，对胡适的批评进行了回应。在该文中，他表明了自己治学态度的审慎和研究方法的可靠。

    “胡适当然不依不饶，非跟蔡校长辩出个黑白。”苗怀明说，“蔡元培也很大度，不仅不用权势压制胡适的言论，还找来其久寻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为胡适解决了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一些问题。”

    “最早把《红楼梦》搬上大学课堂的是鲁迅。”苗怀明说，“除了蔡胡之辩，早年王国维也对《红楼梦》有公开的研究著述，这么多宗师级的人物都研究《红楼梦》了，对其他学校来说无疑是一种鼓励，也纷纷把《红楼梦》这本禁书搬到课堂上，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个特殊的红学爱好者

    “1949年之前，主要的红学研究者局限在学术范围内。”苗怀明说，“真正让红学普及到民间，还是因为《红楼梦》有一个身份特殊的爱好者，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动了两次与《红楼梦》有关的政治运动，一次是1954年的“批判俞平伯运动”，一次是1973年的全民“评红”运动。

    自1923年《红楼梦辨》出版之后，俞平伯的红学观点逐渐变得成熟。从1949年到1954年，俞平伯除了出版专著《红楼梦研究》，还针对《红楼梦》发表了50多篇论文。《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也主要完成于这一时期。

    这时，毕业于山东大学的李希凡与蓝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被刊发，文章中，他们就俞平伯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提出异议。“谁料，这些原本只是学术讨论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于是，一场针对以俞平伯为首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就此展开。”苗怀明说。

    “这场运动之后，红学被赋予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对不少红学研究者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他们从俞平伯身上得到的是十分惨痛的教训，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出路，他们要么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要么转向毫无政治色彩的文献梳理与考证。”苗怀明说。

    “之所以现在民间有那么多红学爱好者，我想是跟1974年那场全民‘评红’分不开的。”当全民“评红”的最高指示出现后，为了配合这场运动，国家重印或新版了一批原来只有少数学者才能看到的孤本秘籍，像冯其庸这样年轻一代的红学家也在那场运动中成长起来。

    当代红学热，金钱的动力

    近30年来，“红学”已然热闹非凡。让苗怀明感到担忧的是，这场红学热，更主要的驱动力量来自商业利益。

    “早先有个无良商人，拿一张清人的肖像画，改一下题词，假冒是曹雪芹的画像。后来，假冒的越来越多，曹雪芹的书箱、曹雪芹的故居、曹雪芹的砚台，统统有假货出现。”苗怀明说，“一开始还是个人造假，现在渐渐变成地方政府参与造假，比如之前发生的曹雪芹祖籍之争，曹雪芹的足迹之争，在所谓学术研讨的背后，统统是为了争夺商业利益。”

    进入21世纪，有关“红学”的大众书籍越来越多。“这些研究与《红楼梦》到底有没有关系，能否推动学术的发展，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苗怀明说。

    （《周末》3.31 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