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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情报工作改名换姓
早在国共合作伊始，深得蒋介石宠信的戴笠就对下属强调：要利用国共合作这一机会来消灭共产党。
1939年8月的一天，一个身着便服的年轻人来到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直言要求面见周恩来。他就是张蔚林，自称是军统电讯总台的工作人员，并要求加入共产党。因为中共南方局不清楚张蔚林的身份，因此并没有同意他的要求。过了两天，张蔚林又来到了周公馆，还带来了军统电讯总台领班、报务副主任冯传庆。为了表示诚意，两个人陆续提供了军统电台内的一些机密情报甚至通讯密码。经过认真考察，时任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的叶剑英决定亲自介绍他们入党。
从那时开始，由军统电台发出的机密情报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周公馆，甚至直抵延安。在那个非常时期，这样的情报传递需要一个中间联络人才能保证更加安全。
一个名叫黎琳的女孩接受了这个任务，她要改名换姓去做地下工作。黎琳的新名字就是张露萍——张露萍，18岁，上海人，刚刚在长沙的亲戚家读完高中，为了考大学，从宜昌来重庆找她的哥哥张蔚林。
到达重庆后，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名义，在牛角沱租了两间房子住了下来，负责把从军统电讯总台里拿到的情报，送到中间的联络点。
传递情报 屡建奇功
1939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张蔚林下班回家，匆忙地把门窗关上。经过简短的交谈，张露萍取出一瓶药水，在一张半透明的纸条上记下了几个时间和地点。药水干后，纸上了无痕迹。她把纸条叠成长条，封藏在两张纸币之中。第二天清晨，天刚亮，张露萍叫住了门外的报童，买下了一份《中央日报》。
一周后，中共南方局的雷英夫拜访了张露萍，带来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口头嘉奖。因为这两个年轻人传递出来的情报，使延安及时发现并捕获了秘密潜入的军统电台小组。在这个工作中，张露萍并不只是一个情报传递员，这个学生模样的女孩是潜伏在军统电台内一个七人党支部的直接领导。
然而，情报工作任务越成功，处境就会越危险。
1940年1月的一天，张露萍读到了一则截获的密电。电报是发往昆明警备司令部的，里面列出了几乎所有昆明市地下党领导成员的名单，如果他们被捕，将意味着中共在昆明的地下工作堡垒瞬间崩塌。张露萍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立即转交给了中共南方局。昆明搜捕行动的再次扑空，让戴笠心底打了一个冷战，问题很有可能出在自己的电台内部。很快，冯传庆接到了电讯处的命令，让他追查其下属人员是否存在泄密行为，并立即更改所有现用密码。军统内部的大盘查开始了。
第二天，张露萍亲自到联络站通报了这一消息，雷英夫等立即决定，通知各成员暂停一切情报收集和传送工作，确保自身安全。
一次失误 红色电台覆灭
1940年的春节，张露萍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回家探亲的机会。在成都的家里，张露萍恢复了真实的身份——川军师长余安民的女儿余慧琳。黎琳也只是她投奔延安后起的名字。在家里逗留了两天，她忽然接到张蔚林发来的电报，内容是自己病倒，盼望她急速返回。为了保险起见，张露萍往八路军办事处发密电通告了自己的境况，但没能等到办事处的反馈，她便匆忙踏上了开往重庆的班车。她哪里知道，通往重庆的将是一条不归之路。
原来，因为一次工作失误，张蔚林被关押起来，却又逃跑了。第二天，稽查处在张蔚林的住所搜出了他介绍冯传庆等六人入党的文件和共产党的宣传品。
戴笠听到这一消息后，大惊大怒，立刻亲自审讯，同时把可疑人员全都抓了起来。酷刑逼供下，张露萍被供了出来。当中共南方局的同志赶到车站，试图营救被假电报召回的张露萍时，发现周围已经布满了特务，张露萍一下车就遭到了逮捕。至此，潜伏在军统心脏的红色电台小组彻底覆灭。
戴笠亲自审讯电台小组的成员，希望获得有力的口供。但张露萍一口咬定，自己“逃婚去延安，怕苦回重庆，准备考大学，路遇张蔚林，两人仅相恋，其余一概不清。”一个不满19岁的女孩在多次残酷刑讯后始终如一的供述，让现场的人也一时摸不清真假。
戴笠意识到，要达到目的，可能需要一个更巧妙的方式。几天之后，张露萍意外地被取掉镣铐，无罪释放。
后来，周公馆里有人报告发现张露萍正往后门走来，身后有特务尾随。谁也不知道已经被捕的张露萍是背叛了组织，还是中了军统的圈套。张露萍越来越近，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直到她若无其事地走过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原来，她只是想告诉同志们，她很好，她还活着。那天，张露萍经过周公馆向码头走去，中共南方局就彻底失去了她的消息……
1941年的初夏，张露萍被囚禁在国民政府息烽监狱的“义斋”。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等人被通知取回行李，准备转送重庆。张露萍回到牢房，平静地换上了连衣裙，戴上了手镯和戒指，梳好头发，还特意给自己涂上了口红。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等电台小组七君子，被带上了服装仓库所在的快活岭，狱警让他们将服装搬运到车上一起送往重庆。当七个人背过身去，走向服装仓库时，枪声响了。
（《中国电视报》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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