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二代”现象评析

    游荡在城乡的“边缘人”

    上世纪90年代，王东父母就从安徽巢湖老家来到北京朝阳区金盏乡打工。几年后，他随父母来到这里，并在民工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但由于没有北京户口，小王在北京无法高考，所以初中毕业后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学，并在当地考上了大专。2009年，大专毕业的他又回到了金盏乡，在附近小厂打零工。

    没有户口，意味着王东不能享受到北京市民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父母都是外来的民工，王东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买房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谈到以后的生活，王东一脸茫然：“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里也看不到发展前途，先在这边熬着，慢慢找机会吧。”

    王东的生活状态，正是大多数二代农民工的真实写照。与父辈相比，二代农民工接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除了干活，他们还喜欢考虑自己的将来，尽管这种筹划往往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找工作成了“拼爹”游戏

    杜纯从研二开始便到北京某媒体实习，工作勤奋，从不抱怨。他的表现得到实习单位口头许诺，毕业后可以来工作。然而，到最后应聘阶段，杜纯却并未得到任何职位。事后他才得知，最后入围的人大多有关系，至少也得到相关领导的推荐，而他没有任何人脉资源，只能接受这一结果。

    相比而言，孙宇算是很幸运的。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农家孩子，孙宇去年大学毕业后过五关斩六将，成功进入一家国有大型金融企业工作，福利待遇都很不错。但入职培训时，他看见好几位并没有在之前的笔试、面试中出现的新同事。他以为对方是补招的员工，后来听同事一说才知道，人家家里早就把工作安排好了，“笔试、面试都不用参加，指标都是从总部直接下来的。”孙宇说。

    近年来，很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不再是以成绩、能力，而是以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衡量。套用一句网络语：“找工作变成了比拼父辈财富和权势的‘拼爹’游戏”。

    如何减少“贫穷世袭”的忧虑

    前不久，一些收入不高的年轻人在网络上公开表态不愿生育“穷三代”，理由是“穷二代”的孩子从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注定要在艰难的环境下挣扎，改变世袭贫困命运难上加难。不愿生育“穷三代”暴露出一些年轻人只懂现实享受、心理素质太差、对未来预期过于悲观。

    但是，与其讨论“穷二代”为什么没有信心生育，不如正视他们对改善生活、期待公平的呼唤。不愿生育“穷三代”，生动反映了他们对贫穷代际传递、社会阶层日益固化的忧虑。

    南开大学郭大水教授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代际之间的社会壁垒，造成教育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对于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社会和谐稳定都非常不利。

    多年来，我们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过于追求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一些不合时宜的政策没有及时调整，严重侵蚀了人们公平获得资源的机会。

    郭大水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对“穷二代”的人力资本投入，特别是加强对二代农民工的培训，使他们拥有可以在城市立足的一技之长。同时，加快户籍制度等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充分发挥政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作用。

    （《人民日报》3.30 崔鹏 靳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