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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黑字加手印 为恩人作证
今年69岁的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芳阴村村民袁锡仁，在长江边土生土长。39岁前，以务农为生，1981年和妻子杜位群买下一艘小木船，办齐营运执照，在家门口做起了摆渡生意。59岁时，当地政府因“超载”“未交罚款”“不服从管理”等理由，取消了袁家摆渡船的合法营运资质，“船夫”重归务农生活。
2007年的一个夏日，一则电视新闻搅乱了袁锡仁的生活。报道称，一名男子救了两名落水者，被授予“见义勇为”称号，并获得万元奖金。
这条新闻，如一颗大石头跌入老袁心湖，泛起阵阵涟漪。“我在长江里分10多次，救过100来个人，肯定也能申报‘见义勇为’。”
袁锡仁回忆自己有关救人的十几个故事，都发生在1981年至2001年间当“船夫”的日子里。其中许多画面，他记忆犹新。有些细节已模糊，但有人帮他一起回忆不少被救者住在本村或邻村，老袁逐一上门求助，请他们为自己当年的行为作证。
“黄长明、黄长华、杨才勇、邹树堂、张惺悦……”这些被救者的名字，都记录在一叠发黄的信纸上，伴随着一份详细的亲笔证明，替共同的恩人作证。
袁锡仁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92年“珞璜129号”船搁浅事件。当时，载有80多名乘客的客船行至江心，突然搁浅。听到呼救声后，袁锡仁夫妻俩立即驾船赶到江心救援。“那艘搁浅船被拖时，船身已倾斜进水。我用自家渡船分两批救人，一共转移了80多人。”袁锡仁的说法得到了白沙镇多名目击者的证实。
同村的邹树堂在证明的结尾处写道：“我对袁锡仁非常感谢，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更多人则用“情况属实，特此证明”结尾。每一页纸的右下角，都留有证明人按下的拇指手印。
只因几字之差 申报屡战屡败
2007年8月，袁锡仁向白沙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申报“见义勇为”。时至今日，他仍在苦苦等待那份荣誉，看得见，却摸不着。其实，首次申报后没几天，他就得到了白沙镇综治办的回复，称救人举动不符合政策规定，不能获评。他没放弃，又去江津区综治办、信访办咨询，还到区人大求助，希望对方能监督综治办的评定。
3年多来，袁锡仁记不清去过多少次综治办，结果却一直没变。他心有不甘，找来政策条文，仔细翻看。
《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将“见义勇为”定义为“不负有特定职责的公民，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而出，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行为。”
5年后，重庆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修订条例，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的定义改为“不负有法定职责和特定义务的公民，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或抢险、救灾、救人，表现突出的行为。”
新增“抢险、救灾、救人”，和原条例几字之差，却正适用于袁锡仁的行为，如果发生在2006年以后，他理应获评。“综治办说，我救人太早了，新政策用不上。”老袁想不通，铁了心想继续申诉。
无法律溯及力 但也可“从新”
对于《重庆市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条例》的适用程度，袁锡仁这些年一直很困惑。“为啥我那么多次抢险、救人，就不能得到应该有的奖励呢？非要晚几年救才行吗？”
上海律师富敏荣分析，“见义勇为条例”由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修订通过，具有地方性法规的法律效力。白沙镇综治办的拒绝理由在原则上是成立的。“袁锡仁的救人行为都发生在2006年条例修改以前。就现代法而言，法律一般只适用于生效后发生的事件和行为，对生效前的事件和行为没有溯及力。”
富敏荣说：但是，考虑到法律溯及力的从新兼从轻原则，我觉得当地政府完全有理由为袁锡仁评定见义勇为称号。一方面，老人此前从未提出过申请，第一次申请的时间，已在2006年以后；另一方面，他救人次数较多，并得到多方验证，在事实上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应当得到鼓励和嘉奖。
家人不支持 乡邻不理解
近几年，老伴在10公里外的白沙镇照顾外孙，袁锡仁过着近乎独居的生活。袁锡仁的举动，一直没得到妻儿支持。“她们劝我别浪费时间，应该多照顾家，我不听。”
很多人好奇甚至质疑，袁锡仁如此执着，动力何在？“我当年肯定不是为利益去救人，现在做完好事，争取一些荣誉和奖励，没啥不对。只想讨个说法，该是我的，就该给我。”
老袁坦言，如果得到奖励，可能会捐给更需要的人，“不过，我家确实也比较缺钱。”袁锡仁可谓家徒四壁，土坯房塌了几处，猪圈荒废多年，仅仅养了2只鸡，靠承包几亩地为生。做摆渡生意时，他欠下信用社一大笔贷款，仍有3万多元没还。
老袁说:“这次因申报见义勇为走进公众视野，是我花500元托亲戚上网发的文，希望引起更多人关注。”
(《新民晚报》3.23 曹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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