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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仙桃体操学校培养出了4名体操世界冠军。这座小城也因此赢得了“体操之乡”的称号。
练体操的孩子
身高1米多一点的杨乐，手掌上却是一层厚厚的茧子。杨乐开始练体操时只有3岁多，最初是手上磨出水泡，破一次就长一层茧子。去年她代表仙桃市参加了湖北省幼儿体操比赛，取得跳马第一、高低杠第四的成绩。去年春节后，8岁的杨乐被湖北体操队选走。对于她的母校——仙桃李小双体操学校来说，她成材了。
仙桃是个小城市，距离武汉一个小时的车程，总人口150多万。这座小城走出了4名体操世界冠军——李大双、李小双、郑李辉和杨威。体操成为这座城市最大的骄傲。
作为冠军的母校，仙桃李小双体操学校是梦想之地。学校现在一共有120多名孩子，年龄从4岁到9岁，分为学前班和小学1～3年级，孩子们在这里集中训练、学习和生活。学校有专门的文化课老师，每个寝室有一名保育员，负责生活起居。
“体操的训练周期长，4岁就要进行启蒙训练。”体操学校总教练谢涛说。
孩子们每天会在清晨6点半起床洗漱后，开始做早操，然后早餐，8点钟上4节文化课。11点半吃午饭，14点再上一节课，15点15分左右到1000平方米的体操房进行两个小时的专业训练。晚饭在17点半开始，然后由保育员带回寝室，21点左右熄灯睡觉。学前班孩子们的训练则安排在上午，下午学习文化课或者做游戏。
两小时的训练中，孩子们觉得最辛苦的是压腿，也就是柔韧性练习。
“小孩子来训练，最先做的就是‘开筋’。通过半年到1年的训练，能够劈叉成一字。”教练杨玉林说。这是每名体操运动员贯穿始终的“童子功”，从入队的第一天到退役。
“脚尖膝盖要绷直，在一条直线上。”杨玉林对着“劈叉”成一字的孩子们喊着。他们的小脸慢慢变红，憋着气坚持着。
“山羊全旋”是一项基本的鞍马动作训练，即在一个半米高的蘑菇状圆墩上，借助双手旋转身体。这是孩子们遇到的一个技术门槛，正常情况下，前两个月只能转两周。9岁的姚远是体操学校三年级的学生，他现在已经能做十几个“山羊全旋”了，还能在原地连续空翻，并用倒立的方式绕着体操台“爬”一圈。这些花哨的动作会让外面的孩子瞠目结舌，但只有姚远自己才知道付出了多少。
期望的阀值
在体操学校训练的孩子大多来自普通家庭，根据教练颜永平的经验，“体操需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娇生惯养的孩子很难成为优秀体操运动员”。
蔡新艳和老公拉着儿子来学校找教练。儿子今年6岁多，活泼好动，他们想让教练看看，儿子练体操是否有前途。“我希望他能成为世界冠军，我们孩子在运动上很有天赋。”蔡新艳看着墙上李小双和杨威的照片自信地说。
仙桃市体育局副局长田华曾经兼任体操学校的校长，经常会接待这样的家长。他往往先对家长们泼一盆冷水——“冠军只有一个，甚至不能期望每个来训练的孩子都能成为专业运动员。”
“成才率”是业余体校的一项衡量指标，普通体校能达到10%已属不易，而“国家体育人才后备基地”则被要求达到25%。即使在启蒙阶段，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就已表露无遗，注定要有八成以上的孩子与赛场无缘，而体操不过是他们幼年时代的一段磨炼和记忆。
姚远的父亲也在犹豫着儿子的前途问题。再有几个月三年级的课程就要结束，如果没有进入专业队，是否还要继续？这时候放弃是不是太可惜了？他要和年纪尚小的儿子分开，这种代价是否需要成绩的回报？而老姚现在唯一确信的是，不管怎样，儿子的文化课是不能耽误的。
冠军启蒙
家长们把孩子送到仙桃，冲的就是体操学校的冠军招牌。
仙桃市原为沔阳县，1986年撤县建市，由湖北省直接管理。虽地处江汉平原，区内河湖纵横，但历史上沔阳并不富裕。
“我们仙桃这地方出来的孩子一般个头都不高，身材比较匀称，胸板厚实，手臂笔直有劲，协调性也好，这可是练体操的天赋条件。”颜永平告诉我们。
仙桃体操的起步，源于一名普通体育老师的努力。丁霞鹏，1954年于湖北省教师进修学校体育系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沔阳中学(现仙桃中学)当体育老师。
1972年，丁霞鹏开始了体操训练。最初的训练条件非常艰苦，无场地、无器材、无经费。没有垫子就在河滩上铺上厚厚的稻草，他找船厂的工人，用钢管自制了单杠、双杠、吊环和高低杠、平衡木。学校体育场的沙坑就是孩子们练习翻跟头的地方。
随着国家体育比赛的恢复，丁霞鹏的学校体操队成为体校的体操班，也有了一个室内训练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夏日的傍晚，丁霞鹏穿过球场去厕所，却被两个小孩子所吸引：他们在球场上做着侧手翻和空翻。丁霞鹏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仔细观察，发现这对孪生兄弟的身体条件不错：肩宽，胸厚，胳膊直，腿部的爆发力好。于是丁霞鹏就把他俩收入体操队。这两个孩子就是李大双、李小双。
当时大双、小双刚刚7岁，却十分能吃苦。丁霞鹏的助理教练颜永平回忆说，体操队每天早上6点出早操，冬天下大雪，体操房路上的第一串脚印，一定是大双、小双兄弟踩出来的。
大双、小双虽然腿部极有爆发力、奔跑的速度惊人，但也存在肩部的柔软性差等不足。因此，对“两双”必须进行针对性的苦练。李小双曾回忆说：“体操队教练将100多斤的体重压在我的腿上，疼得我大汗淋漓，我就是这样过了柔软关。”
1983年，颜永平从一所幼儿园里发现了郑李辉。当时郑李辉只有5岁，身体条件也有不足，但颜永平就是喜欢小孩子锁紧眉头不服输的劲头。颜永平在当年的日记中写道：“我发现单杠上有斑斑血迹，心想，坏了，一定是队员的手掌心磨破了。我立即喊停，要5个小队员把手伸出来给我看，郑李辉的手掌心已拉掉了一小块皮，露出鲜红的嫩肉。我问他疼不疼，他眼中含着泪，说疼。我问还练不练，他大声喊，还练！后来我用碘酒给他消毒，小李辉痛得双脚乱蹦乱跳、眼泪满眼打转，却咬着牙，始终没有哭出声来。”
1985年，因为要招生，丁霞鹏带过的学生彭友平到市内的幼儿园、小学去找“苗子”。在一所幼儿园的教室里，他发现了一个在课桌下玩得一脸灰的男孩。彭友平拿出随身的皮尺量了一下身高臂长，惊奇地发现这个孩子两臂展开比身高足足长了四五厘米。男子体操的鞍马、吊环、双杠、单杠等项目，都需要强大的上肢力量完成。“我当时很高兴，马上想到他的力量条件很好，支撑点高。”彭友平回忆说。这个当时被彭友平带走的孩子就是杨威。
但杨威的双腿却存在缺陷，膝盖和脚跟无法同时并拢，也正是因此杨威才大器晚成，直到1996年才正式进入湖北省队。
李小双之路
1972年，7岁半的彭友平被丁霞鹏选到仙桃市业余体校体操班，一个月可以拿到6元钱和6斤粮票。由于有比赛成绩，16岁时他的生活补助已经涨到了15元。彭友平说，当时父亲月工资也仅有21元。
17岁时，彭友平被保送到荆州市体育运动中专读书，学费和生活费都由国家负担。
大双、小双也是如此。兄弟俩的父亲是码头工人，母亲是家庭主妇，爷爷在县招待所食堂做饭，家庭生活拮据。“如果不是国家负担，他们家恐怕都很难把两个孩子带出来。”彭友平说。
张守国也是丁霞鹏带过的学生。1987年，他被调到仙桃市，任体委主任。当时的仙桃体委只有10名工作人员，每年财政拨发的体育经费只有2万元，体校的体操班可以从中分到5000元经费。但这笔钱除了教练工资、维持队伍运行，连参赛费都不够，更谈不上买器材。
张守国回忆说，1989年湖北省曾经考虑将体操项目解散，“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恰好这一年，李小双参加第一届城市运动会，获得了金牌。这让湖北体操看到了希望。在第二年的北京亚运会中，李小双夺得了自由体操和男子团体两块金牌。
借助李小双兄弟的影响，张守国开始为仙桃体操发展争取项目和资金。
1992、1996年李小双连续两届奥运会获得金牌。有了冠军和项目，争取资金也更容易了。“国家体委给湖北拨付体育经费，会专门注明有一笔钱是给仙桃的，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张守国说。
1997年，体操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体操学校，并聘请文化教师，形成从幼儿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全托教学训练体系。2001年兴建了新的大楼和体操房、教室和宿舍，形成了现在的规模。同时，体操学校更名为李小双体操学校。
城市效应
对于这座小城来说，体操是一件具有公共效应和对外影响力的“大事件”。
与其他地方政府一样，仙桃对于奥运冠军也有着特殊的照顾和奖励。
1992年李小双首夺奥运冠军后，政府奖励给李家两万元。1996年，李小双再次奥运夺金后，政府奖励给他一套别墅。2000年杨威、郑李辉获得奥运冠军后也分别得到了别墅。
另一方面，冠军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发展的题材与效应。
1992年李小双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两枚金牌。这一年仙桃第一次成为全国经济百强县。张守国回忆说：“市里在北京搞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打出的横幅是‘奥运冠军李小双家乡人民向首都人民问好’，效果很好。”
2004年，仙桃举办了首届国际体操节，为当地招商引资21亿元。2005年，湖北省前往香港举行招商活动，仙桃市政府把李小双、李大双、杨威、郑李辉4位世界冠军请到香港做形象大使，马上吸引了大批香港媒体的关注。最后签下了29个项目，涉及总投资额近30亿元。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12期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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