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美学传统提升通俗艺术品位

    作为当代中国通俗文化代表的赵本山作品，一直遭到批评：

    一是脱离现实，缺少典型性。

    例如，针对小品《不差钱》，著名剧作家魏明伦认为，小品的“内容大多是虚假的、不真实的”。不论是央视导演去农家选角的中心事件，还是小沈阳在其中扮演的服务员，都“没有任何生活依据。”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对赵本山导演的《乡村爱情故事》也表达了相似意见。他指出这部电视剧“绕开了真正的现实生活”，成为了“一种伪现实主义”。即不再“以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为基础”来制造“笑果”，取悦观众，反而是通过“满嘴假话的服务员”或者是“放大人物的身体缺陷（如结巴）”等方式来博得观众的笑声。

    二是道德意识的淡薄和伦理责任的缺失。

    文化评论家吴祚来批评赵本山的小品利用“人体的缺陷或一些人的病症，以此来制造笑料”的行为，“不是真正的艺术，而是一种低级的噱头，甚至是一种不道德的社会行为。”比如《捐助》中的那位母亲就“与祥林嫂并无二异，见面就叩头，面无表情两眼发呆，听任摆布。无论是编剧的潜台词还是演员的行为语言，对这位单身母亲充满戏谑与取乐的意味。”

    三是文化品位的低俗和文化内涵的缺失。

    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指出，“赵家班”表演中体现出来的“大俗”精神，“丝毫没有彰显东北传统的刚健和诙谐的生命品格的意图，相反，是不遗余力地去表现当代都市中的油滑、恶诈、怪异、悭吝的市井俗气。”而这样的文化内涵表征出的恰好是“赵家班”成员令人感到堪忧的文化状况：“他们就是带着这种低于当代中国平均文化水平的教育程度进入都市文明的。他们失去了乡土文化的根基，又不能接受先进的都市文明，只能以低俗的方式和内容来媚俗、取悦都市观众。”

    赵本山作品中文化品位的缺憾，原因固然复杂多样，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这就是中国美学的兴味蕴藉传统在其中缺失了。

    在我们看来，要提升通俗艺术作品的文化与道德品位，都不能忽略艺术自身的美学层面。要恢复审美文化的精神维度，就必须将文化、道德、教化的因素有机地化入作品的美学结构中去。这才是提升艺术作品内在品质的关键之处。

    笔者曾在其他文章中，借用清代叶燮“感目”、“会心”、“畅神”的表述，来探讨中国美学传统规定的艺术品三要素或三层面的问题。我们认为符合中国美学理想的艺术作品，首先需要能唤起五官感觉的欣赏愉悦，其次是要能激发情感、直觉、想象力等心理激荡，最终则是要能深入个人内心幽微至深的神志层次。

    现在，我们回头再来思考“赵家班”等通俗艺术创作和表演，就不难发现这些小品、电视剧和电影，都只是达到了“感目”层次，而没抵达“会心”更无理由谈论“畅神”层次，因此陷入了“眼热心冷”的困境。

    比如，在“赵家班”带有浓厚东北二人转风味的表演中，最能吸引观众并逗乐大家的，无疑就是其中的闹剧风格和俚俗表演。然而，这种力图融合乡土、通俗和幽默于一体的表演中的一些作品，之所以最终被指责为“低俗”甚至“恶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表演仅仅只是以追求嬉戏搞笑为最终目标，而在“喜”、“闹”和“俗”的后面没有灌注进某种要命的意义或价值蕴藉。

    准确点说，就是通俗的表层文本没有丰厚的带有“感兴”意味的人生意义或价值蕴藉。这些人生意义或价值蕴藉，简称兴味蕴藉，正是古往今来中国美学都特别注重的对人生价值的直觉体验问题，例如对“情义”、“义气”、“气节”、“道义”、“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国式人生价值观的热烈歌颂。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王一川 冯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