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特性

    ●礼仪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这三个“道”，社会模式、人格模式、行为模式齐全，而且组合严整，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

    ●一位美籍华人政论者说：“西方的价值系统，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和终点。”我说：“是不是终点，你我都没有资格判断；但我有资格肯定，起点不在那里。” 

    中国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么？很多学者发表了各种意见，我大部分不赞成。例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海纳百川”、“尊师重教”、“宽容忍让”、“厚德载物”等等成语，一直被轮番用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特性。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错，但一旦翻译成外文就麻烦了，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经典中都有类似的说法，我们只不过是用汉语文言来表述罢了。这表明了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可贵一致，却也表明，我们不能以这些一致性来说明中国文化独特性。

    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我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

    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先说“礼仪之道”。我们的祖先早已发现，从原始社会传下来的各种民间文化，大多是以陋风恶俗的强硬方式来推行的。那么，思想精英们试图推行的仁爱、高尚、温厚、互敬、忍让、秩序，也不能流于空泛，而必须设计出一整套行为规范，通过一定的仪式进行半强制化的传扬。因此，所谓“礼仪”，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设计者们相信，只要规范在，仪式在，里边所蕴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则，文化精神只能随风飘散。

    把“礼仪”当作社会模式，也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缺点是，“礼仪”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缛节，限制了心灵启蒙和个性表达，更阻碍了大多数中国学者进行超验、抽象的终极思考。

    再说“君子之道”。儒者企图改造社会而做不到，最后就把改造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们设定的行为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辛苦到后来，出发点又变成了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把君子作为人格理想，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征。我们的祖先没有给君子下一个定义，但是比下定义更精彩的是，他们明确设定了君子的对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问题上都把君子和小人进行近距离的直接对照。历来中国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随口说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要是中国人，即使失败了，也希望失败得像个君子；即使被别人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说成小人。

    最后说“中庸之道”。简单说来，就是中国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极端化的诱惑。“中庸之道”认为，极端化的言词虽然听起来痛快、爽利，却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须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寻求合适和恰当；必须放弃僵硬和狭窄，而去寻求弹性和宽容。

    “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灾难中起了关键的缓冲作用、阻爆作用和疗伤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维护了世界。例如，中国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国军事远征，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样。这种区别，连很多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过了很久才弄明白，发觉根源就是“中庸之道”。

    三个“道”，社会模式、人格模式、行为模式齐全，而且组合严整，构成了一种大文化的“三足鼎立”。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

    有些人，直到今天还经常拿着西方近代建立的一些社会观念贬斥中国和中国人。不错，那些西方观念都很优秀，很值得我们学习，但我稍稍也有一点不服气。因为在那些观念产生之前，中国文化已经相当刚健地发展了至少五千年。“相当刚健”的证据，就是那么多古文明只有它活到了今天。

    几个月前在台北，我与一位美籍华人政论者产生争执。他说：“西方的价值系统，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和终点。”我说：“是不是终点，你我都没有资格判断；但我有资格肯定，起点不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