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洗去了污垢的名字

    口述者：李莎（李立三夫人，俄罗斯人）

    新婚别

    1933年秋，我在好友萨尔达位于莫斯科的家里，第一次结识了李立三。当时，他因为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错误，他那独立倔强的性格又激怒了共产国际，于是，1930年10月被应召到莫斯科反省，同时解除了中共领导职务。

    此时，立三已是有五个儿女的人。他甚至明确表示将永远以革命事业为重，而把家庭放在第二位，但所有这些都没能使我退却，我决定嫁给立三。

    我们新婚不久的一天，立三从康生那带回两个中国男孩，他们是哥儿俩。哥哥谢廖沙十三四岁，弟弟柯利亚十一岁左右。两个孩子虽有俄罗斯名字，可一句俄语也不会讲，听说是不久前从中国绕道法国，由康生专程从法国接来的。兄弟俩刚刚看过一场马戏，非常兴奋，忍不住要向我们表演一番。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走后，立三才告诉我：“他们的真名一个叫毛岸英，一个叫毛岸青，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孩子。”

    一开始，我还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直到有一天，一群士兵来到我们家，要带走立三。他不慌不忙地换了一身最旧的衣服，并对我说：“你转告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告诉他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情。”

    立三因“托派”和“日本特务”的罪名被捕后，学校的团组织反复动员我与丈夫划清界限，脱离关系。我拒绝了，我深信立三的人格和品德。

    1939年11月6日，立三又回到了我的身边，但因失去了党籍，没有工作，长时间只能依靠共产国际微薄的救济金艰难生活。1945年的最后一天，立三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喜讯：中共七大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不久，立三获准回国。

    与康生斗争

    1950年代是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年代，大家齐心努力建设新的国家和新的制度。立三先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中央工业部华北局等单位担任要职。我在北京俄语学院从事着心爱的教育事业。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骤然恶化，大批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国内政治气氛也日趋紧张，很多类似我和立三这样的国际家庭最终被迫离散，立三自然也成了众人视线的焦点。

    康生首先抓住的把柄是苏籍学者郭绍唐访华问题。1957年秋，郭绍唐应周恩来邀请，偕同苏联夫人及女儿回国访问。刘少奇、周恩来都会见了他，立三也在家里招待，邀请杨尚昆、李维汉等一些老同志参加。没有料到的是，这次老朋友间正常的的聚会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殃及所有与之有接触的人。1959年庐山会议上，康生宣布郭绍唐是苏修特务，认为当年郭绍唐来华是有任务的，要求断绝同郭绍唐的来往。除此之外，康生还放出风声说，李立三的老婆是苏联籍，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为此，我于1964年加入了中国国籍。

    未写完的信

    国籍问题的解决只是一时缓解了我们这个国际家庭在当时的处境。不久掀起的政治浪潮，向我们发起了更加猛烈的冲击。

    1966年8月，华北局院内开始张贴大字报，一些人勒令立三“做检查”。

    1967年2月1日，立三第一次被批斗。这次，华北局的“造反派”听从戚本禹“对李莎不要客气”的指示，我和立三一起被揪到“批斗会”上。我的牌子上用醒目的大字写着：“苏修特务李莎”。 

    从这以后批斗会和抄家就没有间断过，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流传着李立三、李莎从事间谍活动的谣言。针对立三的批斗也从小范围的内部检讨，逐步扩大规模。于是，他给毛泽东写信，进行最后的申诉。

    立三在信中说：“我和我的全家(包括我的老婆和两个女儿)都绝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我认为这种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

    信写到这里，就突然中断了，这封没有写完的信藏在褥子底下。在他离开人世以后，我搜寻遗物时才发现了它。

    6月19日下午四五点钟，华北局“造反派”代表突然闯进家来，立三被带走隔离了起来。1967年6月22日，立三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含冤谢世。据说，他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死在送往北京医院的路上。多年后，我们才看到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遗书：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去辩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请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李立三

    立三离世的第二天，我被逮捕，关进了秦城监狱。在那里艰难地度过了8年的铁窗生涯。

    粉碎“四人帮”之后，立三和我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1980年3月20日，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为立三举行追悼会，恢复了他的名誉，这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新民周刊》2011年第10期 周海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