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治道路上的标志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历经30多年，实现了国外需要上百年才能绘就的宏伟蓝图，其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同时也应看到，集中于近30年的立法显现出一种应急性特征，很多法律文件的出台是在社会迫切需要下匆忙完成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路，造就了一个很大的法律修缮空间：其一，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当中，还有少许不可或缺的法律尚未出台，例如行政强制法，急需要做好查漏补缺的工作；其二，一些陈旧的法规条款还需要适时更新，已经与时代脱节的条款，直接制约了公民权利的增长与实现；其三，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优化还需进一步提升。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中国正步入以修法为主要特征的“后立法时代”，如何将粗线条的立法设计显现出“贴地而行”的活力，如何让略显陈旧的滞后条文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青春，还需要立法者持久的努力。
(《京华时报》3.11 傅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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