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史学大家的心愿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左传》与《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位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困顿生活。

    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而这早已成为“绝学”。

    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史学天赋。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的辉煌”。

    中国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洗澡。狭小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份退休的刘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只能到图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

    2004年，年过八旬的刘起釪双耳已经完全失聪。老先生卖掉了北京的房子，投奔女儿前往南京定居。据说，那一次仅仅为运回古籍与研究资料，刘起釪就租用了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

    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吴锐的手中，保留着刘先生到南京后与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达10余页纸，数万字。在信中，刘起釪依然与吴锐探讨着各种学术问题，也会偶尔聊些生活现状。

    2006年，刘起釪的女儿突患高血压、糖尿病，紧接着，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无力，两场大病，耗光了刘家几乎所有的积蓄。这对夫妻投奔深圳的亲戚，从那时起，刘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这家养老院，并从此困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护工毛志芳眼中，刚来的时候，刘起釪和别的老人“不太一样”。他总捧着一套《尚书校释译论》，这是刘起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离手，总拿着笔，在书上写着什么。

    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套书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柜苦苦寻找，仍不见踪影。刘起釪大发了一通脾气，从此终日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喃喃自语，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

    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头柜里无意中抽出了压在最底层的几张信纸。事实上，这是刘起釪为了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信是写给中央高层领导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写道：“……小小浅才薄学之小小读书人刘生起釪，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国熟研古学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釪待覆示。专此奉肯，切盼德音！” 

    他逐渐变得和其他老人一样——易怒烦躁，衣裤越来越破旧，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也渐渐缠上了他。

    2010年年底，南京《金陵晚报》的一个文化记者，偶然得知了刘起釪的近况，并将此事告诉了副总编辑丁邦杰。

    “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大家居然到了这步田地，太不可思议了。”丁邦杰说。

    老人的双耳已经失聪，他们只能通过笔纸来交谈。丁邦杰惊讶地发现，老人对身边的事情已经糊涂了，但只要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甚至还能写出自己尚未完成的那几部著作的题目。

    丁邦杰难过地说：“要是我们早几年知道，好好照顾老人，再给他配个助手，他还能留下多少宝贵的史学财富？这恐怕永远都是个未知数了。”

    不过，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因为丁邦杰的报道，刘起釪的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

    南京的市长与市委书记都前来看望了这位历史学家，养老院也专门为刘起釪开了一个单间，为他配备了专门的护工。

    这些天，还有许多南京的读者，也带着鲜花水果和一些生活用品前来拜访。但老人最珍惜的，是一个读者送来的一本用A4纸打印的文稿，上面是一份出土的战国竹简《保训》的注释。

    “这是好东西，我（看完）要写份读后心得。”老人发出微弱而尖细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3.2 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