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和宫在北京安定门内,北新桥北。红墙黄瓦,富丽堂皇,是京城规模最大的喇嘛庙。
春雨绵绵,游人稀疏。雍和宫静静的钟鼓楼下,弥散着缕缕香火的气味。此时,我正独自伫立在“雍和门殿”旁的重檐八角亭内读碑。200多年前(乾隆九年),清帝立碑在此。碑上书有汉、满文字的《雍和宫碑文》,翔实地记述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的缘由。大意说,雍和宫乃皇帝居住过的地方,为“龙潜禁地”,不得它用。为超度亡灵改为寺庙,团结各民族,加强与蒙藏地区联系也是改庙的重要原因。
作为雍亲王府邸,为储位之争,这里弥漫过太多的血腥。“血滴子”的刀光剑影让后世的史学家握笔的手止不住颤抖。当然,这里也蕴蓄了无穷的忏悔。
乾隆帝把杀气腾腾的帝宫改为一心向善的喇嘛庙,并非是心血来潮。清初,蒙古准噶尔部屡次东犯,驻长城古北口的总兵蔡元就此曾上奏朝廷,请求修复损坏的万里长城。康熙皇帝感慨:“万里经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此时,康熙心中已明,万里长城并不能抵挡得住蒙古骑兵的铁蹄,宗教才是安抚人心、民族和睦最好的办法。因此,从那时起就开始大量兴建喇嘛寺院。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兴建的御碑亭,是雍和宫改庙后新建的重要建筑之一。碑文是乾隆帝撰写的《喇嘛说》。乾隆写这篇碑文时,已是82岁的老人了,目的是告诫子孙,他兴藏传佛教的一片苦心。碑文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碑文还说明了活佛转世的由来和产生的弊端,制定金瓶掣签办法,作为革除弊端的必要措施。这是乾隆帝实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策略的具体体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雍和宫是一曲有光荣历史的民族团结的高歌。
(《中国文物报》2.24 黄骏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