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江乡村医生的心愿

    云南怒江两岸高丽贡山和碧罗雪山的居民，名字和生日都很模糊。邓前堆也记不清自己的生日，档案上写46岁，他自己说“48，也可能47”。但对本村1042人的健康，他倒是很清楚。“赤脚医生”虽然统一改换了“乡村医生”的称呼，邓前堆依然没有受过正统医学院的训练。

    最大的心愿

    2月1日早上，邓前堆正准备从家里出发去村卫生站上班，突然手机收到一条短信。这条短信是从中央文明办发来的，内容是“您希望为村里修桥的愿望已得到中央领导关怀，春节后交通部就将派人……您本人和家庭工作生活有困难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邓前堆先蒙了一下，他对于“自己最大的愿望”这个表述有些印象。“有个记者来拍了3天，都是跟着我去给老乡看病，我想他感兴趣的，就是我滑索过江去。我没多问，修桥什么的，他也没提。到了最后一天他让我对着摄影机说最大的愿望，我想了想，江边溜索来回几十年，当然是修桥了，卫生站的危房我没有说。”

    虽然在意那个漏雨又没有瓦片的卫生站老房子，邓前堆却觉得修桥更迫切。

    “其实2002、2003年左右，拉马底村就说要修桥了”。邓前堆的卫生站和拉马底村委在一起，因此他曾经和村干部一起去给勘探人员帮忙，经过精密勘测后却没有了音信。“修桥这个事不是我们村或乡能决定的。这些年关于要修桥的传闻不少，不断说要修桥，老百姓都很兴奋了，可是兴奋一阵子又没了下文。”

    邓前堆立刻把这条信息拿给媳妇和村委会的人看，“村干部眼睛都直了”，邓前堆很开心。

    拉马底村1000多口人，6个组分布在怒江两岸。江东这边靠着碧罗雪山，因为修建了省道公路，比较繁华，乡镇和村集都在江东，江西则是在陡峻的高山上零星几片人家。“到乡里坐摩托车或者搭三轮车，路费要5元钱。”虽然乡里有更好的卫生所，但拉马底人一般不去乡里。

    村里的交通要道有三处，最主要一处是村委会所在地的吊桥。村里的老人说吊桥“在我小时候就有了，怎么也得超过五六十年了”。吊桥有6根钢筋，上4下2，在江边以极大的石墩将钢筋盘绕而入，再注满混凝土。“是建国初期的东西，牢靠得很。”沿怒江而上，这样的吊桥每隔二三十公里便能看到一处，横条木板的缝隙极大，之下就是漩涡状的江水，只有中间单人可过的通道，用钢钉再加固了两道竖放的木板。上面有不少牲口的粪便，走到江心只觉得越发摇晃起来。

    吊桥之外，还有两道溜索。“我们到有吊桥的地方要三四个小时，到溜索的地方只要1个小时”。范前友带着妻子过溜索来看病，即使是枯水季节，水流也很急，碧绿的江水打出白色浪花，两条溜索以近45度的斜角从高到低拉起来。“这个溜索比较危险。”范前友拿根绳子绕成一个“8”，自己和妻子坐在两个圈圈里，然后把绳子挂在一个类似挂猪肉的大铁钩子上。从溜索的起点看下去，目测高度近100米。“我们也不知多高，但是速度很快。第一次滑的人不会刹车是很危险的，因为撞到对面就是山崖上的石头，一眨眼的工夫人就能过去。”范前友所谓的刹车就是从路边随便抓一把草，滑索的时候一只手垫着草抓住钢索。“如果不垫草，就和你直接跳下去差不多。”    

    医者辛苦

    邓前堆“每个月都要过溜索去给娃娃打预防针”，丰玉花说，“就拉马底村，这些年掉下去了22个，都是小伙子。”邓前堆却说：“那都是用的木滑轮，所以才危险。”木滑轮被铁挂钩取代已经近20年了。“以前总有人因为绳子挂在钢索上，不敢动了，就吊在江心两个小时，等人去救他。”

    “我每个月都要巡诊一次，三四天才能回来。高兴了就在路过的村民家多睡一天。”邓前堆在纸上画出自己要走的路线图，“先过吊桥，上老瓦达；再翻一座山，上雪山到阿波娃，住一个晚上；再去培建，走雪山中间的独木桥；再从害扎的溜索回来。”

    邓前堆的儿子范战友，是跟了爷爷的姓，小时候跟着父亲一起去巡诊。“我大概四五岁就跟他去爬山看病，人家都对我们很好，总是好饭好菜地招待我们，小时候不知道累还可以，后来我就觉得太苦了。”对于孩子的记忆，最苦的还不是溜索，“而是几天不停脚地在山里爬。我从小走惯了山路，但是我爸还是跌伤过几次”。

    “我们这里的常见病就是外伤。”跌打损伤对于山民来说是家常便饭，连邓前堆的妻子达付恒去年12月在山上割猪草都摔下来断了3根肋骨。

    达付恒是个基督教徒，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到礼拜六和礼拜天是要去教堂的。她不会说汉语，但笑容温纯，患者特别多的时候她就来卫生站帮忙。一个小女孩穿着漂亮的黄色缀满珠珠的傈僳族裙子，被邓医生掰着嘴数落：“一口烂牙，赶紧拔掉长新的了，不准吃糖。”邓前堆用拔牙钳敲小女孩的牙，妻子就蹲在地上轻轻抚摸小女孩的手。 

    命运与信仰

    怒江沿江的生活习惯是在山上，只有山路。很多当地人，操缅甸语和三四种少数民族语言不在话下，汉语却说得很有限。“我们以前不知道要去内陆那些地方的，翻山越岭的人，更多的是去缅甸。”邓前堆的哥哥普前堆曾经去缅甸做生意，“用个筐背点米、烟、酒过去卖，本来想带弟弟过去做生意，就去了一次他就不去了，胆子小”。普前堆胆子出名得大，他是福贡县最早拥有照相机的山民，还开着个木匠作坊，自己有个拖拉机，非常能干。两兄弟就住在隔壁。被哥哥嘲笑胆子小的弟弟上了“新闻联播”，这成了全村乃至乡里和县里的大事。

    邓前堆说他十几岁第一次跟哥哥出门去缅甸。他那时已经初中毕业，“缅甸特别差，惨死了，我去了一趟就觉得那是个鬼地方。回来的路上不知吃了什么了，感染了疟疾，一阵冷一阵热，大概有十来天，人都快不行了。送回我们这里的卫生站，一位20多岁的医生照顾我十来天，我有点感动”。邓前堆非常喜欢那医生，“医生问我想不想和他学，我说好，就到这里来了，后来又去乡里培训了6个月，就上岗了”。那位医生后来成了村干部，已去世了。

    “山民的医疗费用这两三年不断降低。我们怒江是云南最贫困的州，所以有一些试点扶贫计划。”福贡县卫生局局长张忠城说，“可是路费和生活费对老百姓来说还是太贵了，他们在家里只要吃点玉米糊就可以，到县城的医院吃饭都是问题。对于年收入只有不到500元的福贡县山民，到乡里看病都非常困难。”看邓前堆抽屉里的诊疗费单据，一次输液农民缴纳七八元钱就可以了，药费是从县到乡到村都一样的价格，所以这几年农民愿意有点病就来找邓医生。

    邓前堆的手机大概有七八年了，手机是随时开通的，号码以黑色粗水笔写在医务室的大门上，家家电话都存着。“但以前来找医生，再去家里，就已经三四个小时。眼看着那人不行了，我说送医院吧，家里人说，死不能死在外面，死人要回来埋的，怎么过溜索？所以只能放弃了”。这件事想来，邓前堆一直都很痛心，“山里人信命，如果觉得救不了也不勉强了”。

    近十几年，40岁上下的人信基督教的越来越多，每到礼拜天，他们穿着最漂亮的傈僳族服装，带着一圈圈白色丝线编成的帽子，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到教堂去唱赞美诗。每个村原来只有一座教堂，现在已经每个组都有一个教堂。

    “其实生老病死，大城市和小山村差不多，我们这里经常有交通事故，也有肿瘤、慢性病，到哪里其实都是一样的。”邓前堆从来没想过要去别的地方看看，或者另谋生活。“听说打工一个月有1000多元，十几年前有很多人推选我做村干部，工资比我的高很多。”现在这里的乡村医生依然没有“编制”，但邓前堆的考虑是：“打工和村干部，不让你干了，你回家就没用了。可我学会医术，还能救人，是有用的知识。”

    山里人的散漫性格使得求学这条出路没有多少认同感。吃过上午饭的男人们就围坐在太阳底下，用不锈钢茶杯喝啤酒。邓前堆有一双儿女，“他们都成绩不好，我们这里也不太看重学习，他们都出去打工了。儿子去过东莞”。但因为母亲肋骨受伤，儿子必须回家来帮忙，不能再往外跑。对于父亲给村里做的一切，儿子说：“如果修桥了，我就回来再也不出去，外面我闯过了。”

    邓前堆还有个更“贪婪”的想法：“如果再有领导来问我，我就说我想学B超，前面一个村的于医生就有一台黑白B超机。以前领导们总说我学不会，我想努力学，让这儿的人知道并不是很多病必须得死，有肿瘤也可以早点救了。”

    （《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8期 葛维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