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冤案调查始末

    1974年，华国锋受命调查贺龙冤案。随着事情的进展，华国锋发现，曾被认定为贺龙投蒋罪证的两封信，原来正是为贺龙洗刷冤屈的救命稻草。

    “文革”中遭迫害

    当时，贺龙和罗瑞卿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被打倒后，林彪把矛头对准了贺龙，从1966年8月起，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谣言便四处散播。

    1966年12月，周恩来将贺龙夫妇保护在西花厅。由于林彪下决心要打倒贺龙，周恩来不得已决定将贺龙夫妇送走。贺龙夫妇被送到卫戍区一师驻地西山象鼻子沟，外面有解放军一个连保卫。

    1967年，由康生担任组长，叶群为副组长的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专案组将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贺龙夫妇只能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臂当枕头。此后，专案组又借口水源困难，断水45天，每天只有一小壶饮水，其他用水只能接雨水解决。

    在中共九大上，林彪唯一副主席的地位得到党代表大会的确认。他开始肆无忌惮地迫害贺龙，贺龙的处境更加困难，身体越来越坏。1969年1月，专案组规定收缴贺龙自备的药品，强令他们搬家，离开周恩来安排的住地。贺龙的糖尿病急剧恶化，6月8日出现酸中毒，却注射葡萄糖，6月9日死于301医院。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医生是不敢注射葡萄糖的。为了掩盖罪责，贺龙住院，不准其夫人薛明陪同。第二天，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召开会议，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专门有医生照顾，我们尽到了责任”。

    1971年5月17日，专案组向康生等人报送《关于通敌分子、篡军夺权阴谋家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最终，《审查报告》以专案组报告的形式出炉了。

    毛泽东指示要“平反”

    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指示要为贺龙平反。但是，张春桥既不向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搞错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又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样，为贺龙平反的工作才得以开始。周恩来把这一重任交给了华国锋。

    华国锋知道，1973年底，特别是1974年1月“批林批孔”后，周恩来处境困难。“四人帮”是不同意为贺龙平反的。另外，专案组整了一大堆材料，给贺龙编造了无数的罪名，要一一澄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不能做坏，否则，不但不能为贺龙平反，还会给“四人帮”造成整周恩来、整国务院的口实。

    华国锋查清了贺龙“问题”

    周恩来和华国锋谈话后，很快派人给华国锋送来了一包材料。

    最关键的一份材料是“文革”初期民主人士李仲公送了两封信给中央。李仲公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因策动反汉（武汉政府）反共被贺龙逮捕。因此，他对贺龙怀恨在心，1968年3月28日他伪造了两封信陷害贺龙。李仲公陷害说，这两封信是贺龙1929年于武汉写给他的，署名贺云卿，并请他转给蒋介石。信中的内容是贺龙表示想投靠蒋介石。

    这是不可能的事！贺龙1927年7月和周恩来等酝酿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后参加了共产党。他如果真想投靠蒋介石，就不会带兵从武汉赶到南昌，领导起义。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要派人找李仲公复查。后来找到李仲公的弟弟。他说，“文革”爆发后，李仲公知道贺龙受到了冲击，他认为把信交出去，可以立功。因此，这两封信不能成为贺龙的罪证。

    同时，华国锋让公安部对两封信做技术鉴定。化验结果表明，信纸和墨汁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华国锋很快将结果报给周恩来。周恩来十分高兴。

    随后，周恩来让华国锋和纪登奎起草平反的报告和中央的通知。1974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上报了毛泽东。

    1974年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作为中央第25号文件下发。1975年6月9日，也就是贺龙被害第七年，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为贺龙公开恢复了名誉。

    （《党史博览》2011年第2期 李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