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在1923年所写的《学术与救国》一文中曾明确提出:“要救国,社会科学远比技术科学重要”。
他把社会比作一座“工厂”,认为“社会科学就是工厂的管理法。只有拥有了懂社会科学管理的人,那些掌握技术者,其技术才能真正得用”。他强调:越是学技术科学的人,越是有希望能够研究社会科学以便使中国进步的人,“好使他们可以用技术为中国切实的做事”。
他进而提出:“要救国,社会科学比技术科学要重要得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恽代英完全否定技术科学的作用,他认为科学技术在时局转移以后才能更有用,它自身不能转移时局。
他在《再谈学术与救国》一文中就直接称社会科学为“救国的学术”,指出,一切学术,都可以七弯八扭地使它与救国发生关系。但是没有救国的学术,而只有别的东西,终究永远不能收到救国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科学”曾一度遭受冷落,轻视社会科学的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科学的发展。重温恽代英的这一思想,有助于恢复和发扬我党重视社会科学的传统。
(《北京日报》2.14 王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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