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课

    告别中学讲台已近两年，但59岁的董丰均始终觉得自己在政治教学上的“最后一课”，至今还没上完。这一课的内容，是要纠正政治课本中他认为有待商榷的一些表述。

    一封信带来的改变

    2003年10月22日，湖北省十堰市郧阳中学董丰均拆开了一封写着“董丰均校长收”的信，随后这个教了27年政治课的老师便开始“寝食难安”。

    写信人是十堰市房县一中政治教师张道旭。刚教了3年政治的年轻人在《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上看到，有人在《纸币的职能》一文中的观点，与高一政治课本上的提法互相矛盾。

    信中，执弟子礼的张道旭问道：“纸币到底有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课本的标准答案很明确：没有。但这一次，董丰均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回答，而是把自己手里的政治课本又仔细翻阅了5遍。他发现，书里说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但隔了没几页，又说美元、英镑、日元等纸币有世界货币的职能。

    董丰均一直颇为自豪的一点是，自己在课堂上从来没有被学生的问题难倒过。但这一天，他发现自己第一次被“问住了”。

    不问对错的27年

    董丰均开始四处寻找答案。

    他从家里的地下室里，找出了《马列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程》等已经发黄的书。这些书是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华中师范大学进修时的教材和读物。

    看到这些书，董丰均想起来，那会儿教他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黄思谦教授，似乎也曾对如今张道旭提出的问题有过疑惑。不过，教授在当时只是留给了台下听讲的学生们一个思考题，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

    30岁出头的董丰均当时也没有思考出个所以然。回到郧阳中学的课堂上，这个已经教了8年政治课的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们：“一切以参考答案为标准，因为高考只认参考答案。”

    董丰均在教高一学生学习、带高三学生复习时，也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但这位政治老师觉得，让这些山里的娃子们背好参考答案、高考考出高分，才是最大的“政治”。

    “教材不是一般的书，代表着已经公认的文化、科技和思想成果，代表着国家意志”，“教育部门在编写教材时，肯定是慎之又慎的”。所以，教了27年政治课，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教材会有问题。

    也是在这不问对错的27年中，董丰均一步步由学校的团委书记、政教处主任、校办主任，最后升任副校长。

    “他讲党课，不仅让人觉得这个老师学识渊博，而且说话很真诚。”目前正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的吴胜涛回忆说。他还清楚地记得15年前董老师给自己上党课时的情景。

    几节党课之后，当时的高二学生吴胜涛在一天下午放学后，敲门走进了董丰均的办公室。在张口说话之前，吴胜涛先给这位仰慕已久的政治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明自己的来意。他刚刚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感觉自己的政治课跟不上，很多考题不会做。他冒昧地希望副校长能给自己补课。

    学校里有这样肯学好学的学生，董丰均感到很高兴：“没问题，只要我不开会，你下课后随时可以来找我。”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董丰均每天下午放学到上晚自习之间，义务辅导自己眼中的这个“可造之才”。有会议的时候，他会提前告诉吴胜涛，或是在办公室里留张纸条。

    最终，吴胜涛以全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看得见的高考，看不见的政治

    2002年，吴胜涛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北京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做了政治老师。他坦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董老师的影响。

    初执教鞭的年轻人，从他的老师那里吸取经验，尽力扩大自己的阅读面。在上政治课时，吴胜涛欣喜地发现，“只要不照本宣科，言之有物，学生还是很买账的”。

    然而在备课的时候，吴胜涛常常发现，有很多问题自己想不通，背下来很容易，跟学生讲清楚却很难。

    他经常就这些问题跟人讨论，发现不少老师也有同感。但也有人开导这个年轻人：“想那么多干吗？中学政治课，对老师来说，只是一个饭碗；对学生来说，也仅仅是为考试而学它。”

    几年的任教经历以及与同行之间的交流，让他越来越觉得，很多老师根本不相信自己所教的东西。

    没有了“对知识的深信”，这顿时让吴胜涛失去了授业、解惑的快乐。他甚至觉得，政治老师处境尴尬——“官方说政治很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把政治课当回事，也没把课本里的理论当回事。”

    董丰均总是告诫这个曾经的学生，当政治老师一定要有优越感。但是董丰均也很明白，政治课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并不是像他认为的那么重要。

    让董丰均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从1993年起，理科高考便不再考政治了。他认为这是“国家政权削弱了对政治课的重视”，因为中学政治基本处于“不考就不学”的状态，而理科学生多，聪明的学生相对也多，这些聪明的大脑大都抛弃了政治课。那些没法抛弃政治课本的文科生，很多人对政治课也提不起兴趣。

    “政治课除了教娃子们考试，更重要的是要教他们人生哲学。”董丰均强调。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更多的时候，政治老师和学生们只是为了考试在学、在拼。他们不得不依赖参考答案，进而不得不依赖政治课本。

    不知对错的7年

    当年轻的政治老师张道旭提出疑问时，董丰均意识到，这个问题需要严肃对待了。

    除了翻出自己当年的进修课本，他还跑到市图书馆借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通读这些书籍之后，他写出一篇文章《纸币到底有哪些职能》，认为“教材应做适当修改”。文章后来发表在2004年第8期的《中学政治教学参考》上，他还收到了70元的稿费。

    回到课堂上，他手里的教科书并没有如他所愿“做适当修改”。他在论文里所思考的问题，也从来没有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过。

    虽然已经认定课本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董丰均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是紧扣课本，“即使错了也要按照课本来”。

    “没办法，娃子们要参加高考，要升学，而高考只认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则以课本为标准。”他感慨说。虽然深刻感受到，这种只背标准答案，不问问题的教学与考试，会禁锢创新精神和思想，但他无能为力。

    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在教学过程中，虽然自己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不主动去讲自己的疑问，但学生也很少提出问题。

    董丰均特地将2010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报》第12版收藏起来。因为上面刊有原国家总督学柳斌的文章《当前教育最缺“问”》。文章写道：“我们现在教育模式最大的弊，不是在学‘问’，而是在学‘答’。”董丰均特地将文中类似的语句，用红笔划了出来。

    自己的文章在2004年发表后，董丰均把文章寄给了敢于提问的张道旭，算是老师给学生一个“负责任的回答”。

    在思考怎样回答张道旭的过程中，董丰均对货币有了更多的思考。2005年，他写成一篇论文《试析哈耶克<货币的非国家化>的不可行性》，拿到一家期刊发表。由于驳斥的是诺贝尔奖得主的观点，编辑疑虑重重地问他，“会不会闹笑话？”董丰均告诉对方，“绝对不会，你要相信我。”这篇论文最终发表了。

    一年后，他又写出论文《对当代货币的理论阐释》，针对马克思提出的“货币天然是金银”一说，他提出“货币天然是信用”。

    因为这篇论文，董丰均在2006年12月收到一所重点大学学报编辑部的用稿通知。通知说，他的“大作”将会刊载在该刊2007年上半年的“专辑”里，但他需要在收到通知的7天内，交纳版面资助费800元。

    得知自己的论文可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董丰均喜出望外，随即寄出800元。

    然而这种快乐在当年暑假就匆匆消失。一位校友回校看望老师，董丰均跟她聊起了当下的社会现象，他们的话题转到学术腐败上。校友提及，一些学术刊物为了挣钱，常常以出增刊和专辑的形式收取版面费，而里面的文章，很多在期刊文献的数据库里根本检索不到。

    回到办公室，他迅速在网上检索，结果真如对方所说。

    他随即致信该刊编辑部，愿意再出800元钱，要求将论文发表在正刊上。编辑部未予理睬。他再次致函询问，编辑部终于回信说，“董先生在信中所阐述的文章的学术价值，至少本刊相关编辑对此并不认同”，故只能发在注有“专辑”字样的增刊里。

    “不认同学术价值，但只要给钱就发表，这难道不是惟利是图、不负责任并且学术良心泯灭吗？”董丰均愤怒地说道。

    “理论界有争议的东西，我们教学中得按教材上讲的处理。教学是为了参加高考，高考得靠正确答案得分。”张道旭说得更直白。

    这个当年勇于提问的政治老师坦言，大部分政治老师都是教书匠，对很多问题都没有思考，或者认为没有思考的必要，不会像董校长那样去思考。

    我只是追求真理和思考的权利

    2008年，董丰均曾托人将自己的论文发给国内一份权威的经济类期刊。在等待了3个多月之后，他得到的答复是：“因版面紧张，无法刊登。”

    这样的拒绝没有让董丰均灰心，反而让他心中有了更多的希望。他认为权威期刊以“版面紧张”而非“没有学术价值”的理由拒绝自己的论文，或许说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并非毫无价值。

    在几张已经起皱的稿纸上，董丰均将自己收集来的各种正规期刊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很详细地记录下来。他先后给这些期刊投稿，最终都杳无音讯。

    2009年4月，这篇论文终于在一本名为《现代经济》的刊物上发表。不过，为此董丰均支付了900元的版面费。3个月后，他的另一篇论文在《中国教育发展研究》上发表，花费了他460元。

    在2009年6月8日的高考文科综合考试结束后，57岁的董丰均送走了他所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也告别了他坚守33年的政治课讲台。不用教课，让董丰均的日常工作比以前轻松了许多，但这多少也让他觉得有些遗憾。

    2009年初冬，他在街上遇到一位老同学。在听了他“货币天然是信用”的提法后，这位曾经担任市社科协领导的同学，直斥董丰均竟然提出跟马克思不同的观点。同学说了一句，“你这叫狗胆包天，无知者无畏”，然后挥手离去。

    接下来的冬天，董丰均几乎一直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写出了10余万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打算出书。在写作的过程中，他一直充满着自信。因为在他告别讲台之时，拿到的新政治教材上，谈到纸币时已经不再讲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书稿完成之后，董丰均几经辗转，通过北京一家文化公司联系到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名为《货币天然是信用》的小册子。他需要为此支付3万元。他的6个学生得知这件事情后，共同捐助了3.1万元。

    每次碰到自己认识且觉得有见解的人，他都会主动送给对方一本书。他先后已经送出了几十本书，只有那位说他“狗胆包天”的同学很认真地给他反馈。这多少让董丰均有些失望。

    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期间，他特地带着书到一所著名高校，想向该校经济学院院长请教。在他说明来意后，保安告诉他，院长“忙得很”。他只好到学校的大门口照了一张相，以证明自己来过。

    这一次的遭遇，让董丰均很难受，甚至觉得屈辱。“如果专家们论证我是错的，我认，而别人也就可以从我这里吸取教训。但是，你不能认为我是鄂西北小山沟里的一个普通老师，就认为我没有思考的权利，并且对我的观点不闻不问。”

    政治怎么教

    董丰均认为，政治课在学校里比较尴尬的原因，一是课本与现实脱节，二是政治老师自身素养也有问题。

    对此，吴胜涛也深有感触。“政治课上得一直比较拘谨。很多人认为，只要讲的东西和课本上不一样，就是反动的，搞得一些比较好的政治老师也觉得在政治课上‘探讨是没有意义的’。”他说。

    最终，当了4年中学政治老师的吴胜涛辞职离开了讲台，因为“满腔热血地干，最后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连自己也困惑”。

    董丰均则不肯就此放弃。

    有些他教了3年的学生毕业后，他问对方：“你说世界上有没有鬼？”学生回答：“有鬼，有鬼。”他将这视为政治教育的失败。

    “政治课上的道理如果不讲通，那些只知道背答案，然后说自己懂了的人，只能是假懂。”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政治课本上更不能出现错误。这也是他与政治课本较真儿的原因。他比喻说：“这就好比大庭广众之下，有领导不小心裤子开了一个叉，很多人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敢提醒他，但我得说出来，不要让他丢人。”末了，他又补上一句，“不然现在这种形势，政治怎么教啊？”

    2010年12月31日，董丰均带着他的书和教师资格证到了教育部，想找负责教材编写的有关部门。他在传达室被拦住了。他告诉对方：“教科书很重要，但上面写错了。”对方则回应：“你说错就错啦？”

    他没能进去，打算在教育部门口留张影。但他刚掏出相机，还没摆好姿势，便被保安喝止。他只好去后门照了张相，然后略带失望地踏上了回十堰的列车。

    （《中国青年报》2.16 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