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

    家，是一个温暖值得停留的地方，一个经历喧嚣和痛苦后的唯一归属，过年回家是中华民族对自己固有文化的坚守，但这么多年，归家的旅程还是那么遥远和艰辛……

    返乡的人群

    2011年春运在1月19日拉开帷幕。之后40天里，整个中国，大约有1.5亿农民工奔波在回家的路上。 

    这段时间的火车站，是一个城市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北京西站对面的街上，卖火烧、水饺的排成一排。老板说，春运的营业额是平常的3倍。天桥拐角处藏着一位卖凳子的中年妇女，她每年春运高峰期一天能卖出200张。 

    北京西站的南广场里，坐着、躺着无数等待回家的人。一对来自甘肃天水清水县的姐弟，已经是第三天出现在买票排队的长龙里了。弟弟姚峰在北京做油漆工，姐姐姚兰在公司食堂负责煮饭，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每月4500元左右。姚峰去年10月刚当上父亲，但他却从未见过自己的孩子，只是手机里有一张妻子发过来的照片。襁褓之中等待他回去取名的儿子是他连排三宿买票的动力。从北京到姚峰的家乡要30余小时，除了火车，还要辗转几次汽车。有很多黄牛向姚峰兜售票务，他没理会那些人，担心受骗。 

    来自江西修水县的李丰整整排了一天，才拿到了一张临时客车的退票。即便如此，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李丰这么幸运地拿到票。有些人干脆选择坐长途大巴，或者与老乡一起拼车回去，事故时有发生，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铁路的压力

    北京西站的党委副书记宋建国已连轴转了一段日子。在熙熙攘攘的进站厅里，他手持喇叭，沙哑地吆喝着：“快些散开，不要聚集，拿好行李……” 

    从去年11月起，北京西站开始为春运做准备，宋建国就减少了回家的次数，而这段时间，他已经不能回家了。

    今年春运期间，整个中国的客流量将达到28.5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1.6%。其中，预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亿人，同比增长12.5%。 

    火车是农民工返乡时选择的主要交通工具。多年来的“一票难求”现象让铁路部门在春运时身处风口浪尖。北京西客站为春运做了两三次演练，把演练过程制作成了光盘，员工人手一份，万一发生大面积晚点，员工都知道该如何处理。 

    西客站站内增开了售票厅、购票窗口和临时候车区。新增售票人员从机关干部、后勤人员中抽调上来，进行一个月集中培训后上岗。宋建国指着售票窗口里坐着一位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售票员说：“他是工程师，现在没办法，也得卖票。”即便这样，售票的人手还是不够，只能把原来的“三班倒”改为“两班倒”。 

    目前，全国共有客运列车近4000辆，平时开行3000多辆，剩下几百余辆作为检修、发生故障或者应急事故时的预留车。春运期间，这些备用车基本都用于增开。 

    铁路部门目前采取“加跑”和“套跑”的方式让列车“加班加点”。比如，以前长春到北京的车，走一夜天亮到北京，入库检修，晚上进站台，返回长春。现在早上到北京后，停一个多小时马上开回长春。“套跑”则是，北京到哈尔滨一个往返时间不够，那就“套跑”一个沈阳，从沈阳回北京。 

    为了应对农民工这种“钟摆式”的移民，节前全国的列车都来支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节后支援四川、湖南、安徽、东北等地区。 

    空寂的城市

    临近年关，在北京工作的陈越家里的卫浴翻新成了半吊子工程，无论怎么与厂家协商，对方都无法答应她年前安装的请求。“实在没办法，工人都回家过年了。” 

    陈越的烦恼不止这些。自从保姆回老家之后，家务的压力立刻袭来——买菜、做饭、照顾孩子、洗衣服。她家楼下的早市，卖早点的铺子大多关了门。

    当农民工们从全国农村涌来时，城市不断抱怨，这些人给城市带来巨大压力。但当农民工“钟摆式”迁走时，城市一下子空寂下来，有序运转的节奏也断裂了。

    一些小区楼道的垃圾箱变成了垃圾堆——据说是因为保洁走了一大半。由于外送人员大部分回乡，很多餐饮店停止了外卖服务。过年期间家政服务费飙涨，钟点工的价格甚至能涨到每天100元。城市保安也是每年过年期间最空缺的职位。以前一个保安负责一栋大楼，现在负责3~4栋楼。 

    年后的用人荒也是企业未雨绸缪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现在很担心过完年有些员工不回来了。”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熊星明说。为了预防人员流失，宅急送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与不发达地区的劳动部门沟通，打通招聘渠道；鼓励回乡员工带老乡回来，带一个给100元奖励，带3个以上奖金更高，还报销来回路费。 

    守望的乡村

    姚峰终于买到了1月31日回甘肃的车票，能在除夕之前赶回老家。 

    他的老家有10余亩地，由父母和妻子打理，种小麦和玉米。收成好的时候一年可以卖2万~3万元，一般的光景下只有1万元。他来北京三年没回去过，每周打一次电话报平安。 

    这样靠一根电缆维系亲情的家庭不是少数，目前中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4700万留守妇女，2000万留守儿童，2000万留守老人。 

    这一庞大的留守群体生存状态令人堪忧。几乎每个留守妇女都要承担照顾家中老人、小孩的任务，还要独挑家务农活。长期夫妻分居也让很多婚姻“亮红灯”。在一些基层法院，农民工离婚案件数量占受理案件总数的60%，且呈不断上升趋势。另一项调查更让人心酸，8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都有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的经历。 

    妇孺老人留守的乡村人烟稀少。公司保洁员阿燕说她四川老家农村剩不下几个人了。她家的房子依山而建，十几间房间里只住着3户人家。无论多么艰苦，阿燕都要来北京与丈夫团聚，并做好了两年不回家的准备，“来回一趟每个人车费就近1000块，太贵了。”不过，她的两个儿子只能留在老家了。阿燕把自己在农村的地都送给别人种了，但仍有越来越多的乡村因为人力外流而田园荒芜。 

    对此，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这种被抛弃的农村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独特现象——农民工与城市格格不入，又回不到荒弃的乡村。

    （《经济观察报》1.31 言咏 张然 陈勇 温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