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中国承诺在2011年1月9日之前“公共场所100%禁烟”注定无法兑现。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控烟”征途的艰难很大程度归咎于相关体制，例如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受制于各种利益集团(烟草专卖局、地方政府以及烟草生产商)、没有严厉的烟草消费税等。
体制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变量。此外，控烟的重要办法还在于建立一种泛社会性的反对情绪。因为吸烟不单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符号，比如代表着良好的交际、愉悦的礼品、喜庆的色彩。朋友见面、同事聚会以及婚嫁喜庆，香烟都是一种必备品。如果瓦解这种社会符号，让它“狰狞化”，也许比香烟征税的作用还大。比如很多国家都强制要求烟盒上必须醒目地有“烂嘴、烂肺、骷髅”图案，这其实瓦解了社会符号，使得喜庆场合人们不好意思将“狰狞化”的香烟作为礼品，它非常显著地降低了需求。
而在中国，烟草势力一直激烈地反对烟草“社会符号的狰狞化”，中国的烟盒图像非常正面：大熊猫、荷花、天安门、龙……他们深知一旦“社会符号的狰狞化”，就动摇了香烟在中国喜庆场合的根基，对需求造成的杀伤力要远远超过小幅度加税。
因此，政府应当瓦解烟草的“社会符号”和社会网络，让烟草“狰狞化”，来迈出“控烟”最重要的步骤。
（《21世纪经济报道》2011．1．5 唐学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