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的“家法”成不了“大学宪章”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近日表示，作为国家教改中“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高校，依法治校、民主办学成为复旦的新探索，“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东方早报》2010年12月31日）

    杨玉良校长关于“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的论述，让大家眼睛一亮。但由学校制定的“大学章程”，只是大学规章，难成“大学宪章”。

    “大学章程”，解决的远不只是学校内部的治理问题，还有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财权、人事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也影响内部治理）。而这些问题，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解决不了。目前，各校制定大学章程的大致程序是，学校有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学校党代会或教代会讨论、审议，通过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教育部直属高校报教育部，省属高校报省教育厅）。这貌似具有法律效力，但实质仍旧是学校行政规章，没有法律效力。

    大学章程要成为大学最高宪章，须经立法程序，这就是，通过学校教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讨论、审议的大学章程，应该提交学校举办者同级人大机构讨论、审议（对于国立大学，审议机关为全国人大；对于省立大学，审议机关为省人大，私立大学则视举办者所在地区而定）。经过这一程序制定的大学章程，本身就是法律文本。不仅对大学管理具有法律效力，也适用于处理学校和政府、社会机构的权责关系。

    (《新京报》2011.1.2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