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士眼中的第三次庐山会议

    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即第三次庐山会议，围绕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作为会议保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邬吉成从一个特殊视角，观察了整个会议的过程，以及那些置身其中的高层领袖无暇关顾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却是反映中共第三次庐山会议全貌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

    “秘密”的庐山机场

    当中共中央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地点后，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曾上了一趟庐山，检查打前站的工作情况。

    在准备安排毛泽东入住的庐林一号，他发现上边的山顶正轰隆轰隆地炸石头。汪东兴问和他一起上山的江西省军区政委、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是在修飞机场。

    “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汪东兴感到意外。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起降比较安全。”

    “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的住所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不仅如此，汪东兴觉得，这么大的事，他不该事先一点消息都没得到。

    于是，他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问修机场的命令是谁下的。经过追问，总参谋长黄永胜说，到庐山开会有许多老同志，坐汽车走那么长时间盘山公路不行，乘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所以要修个小停机坪，并说这件事报告了林彪。

    得知此事后，毛主席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九·一三事件”后，有一种把修庐山飞机场和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相联系的说法。对此，邬吉成颇不以为然：“开九届二中全会时，我到那个机场看过，就那么一点大。修了以后谁都知道，也不是什么秘密工程。我推想修机场大概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为了传送个紧急文件；一个是为防备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如老同志突发病症，需要抢救什么的。” 

    最后一次上庐山

    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因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论”问题上的公开鼓动而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在当时，邬吉成并未及时知晓。然而他还是可以凭借蛛丝马迹，感觉到几分反常。

    他记得开幕的那天下午，会议进行的时间不长。但林彪的突然发言，占去了一个半小时，打乱了原定的议程。五常委从南侧小门出来时，守候在那里的邬吉成看见毛泽东拉着脸，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接着，是在毛泽东宣布停止开会期间，周恩来寓所分外“热闹”。在那两天的下午和晚上，周恩来都在自己住的别墅小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每次时间都挺长，要求严格警卫，谁也不让进。每当会议结束，周恩来必去毛泽东的住所。邬吉成后来才知道，那是在小范围批评陈伯达。

    再开大会时，原先主席台上常委的席位，从五位变成了四位。就在邬吉成揣度因由之际，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他打招呼说：“让你们的警卫多注意一下陈伯达，别出什么事情。他的情况要多汇报。”

    邬吉成已能体味出陈伯达肯定是有点问题了。他随即和负责陈伯达警卫的孙凤山打了招呼：“对陈伯达跟紧点。”

    有一次，陈伯达散步去了含鄱口，孙凤山在他身边跟随。走到含鄱亭，孙凤山听见陈伯达长叹一声说：“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当时孙凤山还没听出他话中有话，直到会议后期陈伯达挨批在庐山已经不是秘密，大家才想到陈伯达那天的叹息，并非即兴为之，而是含有更深意味。

    “受蒙蔽”的汪东兴

    更让邬吉成惊异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的老上级汪东兴也支持设立国家主席。

    早在第三次庐山会议准备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谈到，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有些相关的谈话，还是让汪东兴向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传达的。

    可林彪的讲话，陈伯达的煽动，用汪东兴自己的话说，是“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

    偏偏这些话都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而且还“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刊登了出来”，汪东兴的回忆说这些文字在刊发前，没有拿给他最后过目。

    这份简报毛泽东马上就看到了，他立即把汪东兴召了去。

    “他们已经来过了。”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紧接着，毛泽东的口吻严厉了起来：“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

    当毛泽东用你的职务称呼你的时候，你的情况就有些不妙了，这一点汪东兴早有体会。事后，邬吉成得知，汪东兴因此做了检讨。

    （《羊城晚报》2010.12.25 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