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枚印章引发的灾祸

    1966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为筹备这一盛事，1963年春，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要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为此，柳亚子家人将他遗留的文献资料、诗文手稿等共6000余件捐献给博物馆。没想到，其中两枚印章，不久竟酿成一场大灾祸。 

    当年，柳亚子为了表示自己对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崇敬，遂请篆刻大师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方刻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方刻为“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第一方文中的“兄事”、“弟畜”典出《史记·季布传》：“长事袁丝，弟畜灌夫”，意为西汉名将季布的弟弟季心为人仗义，因避祸逃到吴国，躲在吴国丞相袁丝家里，他像待兄长一样尊敬袁丝，又像待弟辈一样友爱灌夫等人。

    第二方印文中的 “大儿”、“小儿”典出《后汉书·祢衡传》。祢衡为东汉末年才子，他在群贤荟萃的京城中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这里的“大儿”、“小儿”是“男儿”之意，是对自己钦佩的人物的尊敬。辛亥革命前的革命宣传家邹容，在《革命军》中也曾使用“大儿华盛顿,小儿拿破仑”的说法,表示对美国和法国革命时期这两位领袖人物的尊崇。

    1966年春，中共中央某单位的一位工作人员受命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查阅文物目录卡片，看到这两张贴着照片的印章卡片，认为印文是对领袖的不敬。革命博物馆馆长兼党委书记李兆炳也不敢做主，将卡片送交康生。不久，康生将卡片送回“革博”，并用红铅笔在卡片上批示：“反动之极”。李兆炳只好按康生指令，指示保管部将两章销毁：先将印章文字磨平，再敲碎成几段。后来，还特意召开全馆群众大会，将封存的卡片、文物照片和底版取出当众销毁。已经去世8年的柳亚子也被加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直到江青、康生一伙被粉碎后，“反动印章”案才终获平反、水落石出。

    （《党史纵横》2010年第12期 孟昭庚）